红蜻蜓

小时候，怕小鸡飞进去，房前菜园的墙头上，有一排的高粱秆，在放哨站岗。

夏天，高粱秆的刺刀尖儿，常有一些红蜻蜓飞来，它们好像一架架战机，等待发现敌情就马上起航。

小鸡的进犯次数不多，多的是我总想捏住蜻蜓的尾巴，常常是蛮有把握地捏住却飞了，飞了不远又落到另外一个刺刀尖上。

那时我家的菜园真像一个小型机场：蝴蝶落在油菜上落成一朵油菜花；黄瓜架上的牵牛花没牵来牛，却被一窝蜜蜂硬逼成雷达；倒是红蜻蜓飞来时没看见拉出长长的白线——可是不久就牵来云牵来雨，牵来一个个闪光的雷在天空炸响。

遗憾红蜻蜓一个挨着一个飞时也会疯狂，遗憾红蜻蜓长了那么多眼睛也会遭遇蛛网，特别是看到被燕子眼睁睁地叼走，就好像我的心也被叼走一样。

后来，每次来到长春，看见人民广场纪念碑顶上落着的飞机，总会想起小时候的红蜻蜓，总会想起已经没有了家的故乡。只是长春这只蜻蜓长得太大站得太高了——小孩子就是跳起来也够不到——倒是燕子飞来飞去的却无处下口，说不定早已把家安在了宽敞明亮的机舱。

车过滦县

小时候，父亲坐在船头吸烟。我一边补网，一边听他说：儿子，咱的老家在河北滦县。

我抬头望着远去的白帆愣住了：不对，你是出生在有辽塔的古黄龙府，也就是现在长春北面的农安；我出生在松花江畔，就是岸上的郭尔罗斯草原。父亲说滦县确实是咱老家，是咱们刘氏祖辈闯关东之前的老家。

为什么要闯关东？父亲说：逃难。

白帆渐渐消失了。

滦县远吗？父亲说：没去过，是在关里，很远。

后来，我在学校读书，意外地在全国地图上看到了滦县，还有一条滦河穿过，流入近处的渤海湾。

我高兴地告诉同学们：这是我的老家。

瞎说——同学们都不相信——咱们的老家是达里巴。我好像硬要装成外乡人。

从此，我就把滦县像种子一样埋在心里。顺着祖辈闯关东的路走回去，也就成了我一桩生根的心愿。

如今，一列从草原直通北京的火车，穿过山海关后，就路过滦县。不到半天愉快的里程，祖辈们竟辛酸地走了一百多年。遗憾火车在滦县车站停靠的时间太短，脚还没有沾上祖先的故土，只好把手伸向窗外——

瞅愣了的一群乡亲以为我在和他们再见，我看见滦河里正漂来一面白帆。

顶水的女人

开始是水顶着她们，从长白山天池跃下——沿着松花江走啊走，停在了哈达山下上岸。

后来是她们顶着水，走进了萨日朗盛开的郭尔罗斯草原。

装水的不是奶桶，是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

她们的长裙随风舞起，头顶上的水没有半点波澜。

习惯了手提背驮肩扛的牧人，一下子睁大了细长的眼睛。用鞭子拨开围观的牛羊，让猎犬引路——她们赶到小小的灯笼山，必须要在天黑之前。

细细的脖子，如何能挺起这份沉重。这过人的功夫，不知要凝聚多少智慧和血汗。

她们头顶着水，几十年来没有间断。那条哈达铺就的路上，她们的身影不停地往返。

灯笼山下，一群顶水的女人，像草原上一朵朵盛开的金达莱顶着水珠——

草原上的湿地，正在一点点扩展。

引松工程纪念碑

是每个人的两条腿，都与另外两个人的腿长在一起。

是三个人共用一颗心脏，一心一意地守护着身下的这片波澜。

他们都是谁呢？

当年，运河是一根骨头，摆在松花江与查干湖之间。我这只蚂蚁啃累了也会仰起小窄脸，或是听听会战工地的广播，或是看看红旗下挥汗挖土的伙伴。

可是，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既看不清容颜又无法拆散。

若是拆散了会怎么样呢？会成为三面扬起的帆。

——是霍林河松花江和嫩江漂过来的帆吧？

在查干湖聚成了三个大写的“人”字，把一大滴圣水，高高地擎上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