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每到冬季，父母就不让我出屋了，怕有个伤风感冒什么的。我猫在家里闲得无聊，偶尔把舌尖贴在窗玻璃的冰花上，舔化鸡蛋大的一块儿，透过那里窥探外面的银色世界。当时我对寒冷的见识，仅停留在从室外回来的人，那一身的凉气，还有帽子或头巾上挂着的霜花。

那时刚刚取消“大锅饭”，我家买下了屯子里解体后的食堂居住。屋子里连纸棚也没有，抬眼可见熏黑的房盖和垂吊的塔灰。窗子的上格是纸糊的，只有下格才是玻璃的。

入冬前，母亲将破损发旧的窗纸撕掉，用一把白面熬成糨糊，把从供销社买回的新窗纸糊上。晾干后，用鹅毛蘸少许豆油涂抹在窗纸上，这样不仅使窗纸结实透亮，又不会被雨水或霜花浸湿。最后用裁剪好的纸条，把所有的窗缝糊严实。

那些日子，母亲每天忙于收回村头自留地里的庄稼，拾掇门前菜园子里需要冬储的蔬菜，还要抽空儿为一家人赶制过冬的棉衣。拆洗棉衣时，要将滚包的棉花套子重新絮均匀，再一针一线地缝制好。

入冬后，父亲找出几块木板，贴着后窗外的墙皮遮挡严实。从生产队的场院里背回两麻袋碎草末，填充到窗户与挡板之间，以此为室内保暖。

母亲做早饭时，火炕就开始热乎起来。奶奶一次次喊我起来穿衣服，我赖在热被窝里默不吭声地装睡。这时，奶奶从灶膛里掏出几锹暗火放到泥火盆里，用她的千层底布鞋轻轻踩实，然后端到炕上，把我的小棉袄围在火盆边烤热，哄我穿上，接着再烤棉裤……每天如此。

那时的乡下，是清一色的土坯草房。但土坯房比砖瓦房相对保暖，屋子里只要有个火盆，便会渐渐升起一股暖流。火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奶奶抽烟基本不用火柴，装好的烟袋锅在火盆里一剜，抽一口，烟就点着了；母亲做晚饭也不用火柴，把麻秆的一头捏至开裂，插入火盆，待冒烟后抽出来，磕掉浮灰，吹一口短促有力的气，那麻秆立马燃起明火。

真正见识到冬季的寒冷，是我上学后的路上。有人说“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这话一点儿都不为过。冬季常常零下三十几度，即使棉袄、棉裤、棉帽、棉鞋、棉手闷子全副武装，寒气仍然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就可能把手脚冻伤。

三九天，戴普通的棉手套出去是不管用的，除非用棉手闷子把手“闷”在里边。自家做的棉手闷子看起来很土气，没有制式的美观，但温暖实用。棉手闷子都是大拇指单独在一个套里，这样抓拿东西方便，其他四个指头不分叉，合并在一起抱团取暖，更能保存热量。母亲用裁剪衣服剩下的边角余料，给我精心缝制的棉手闷，温暖了我童年里的每一个冬天。

每逢下雪之后，老师会带着我们清扫操场上的积雪。完成劳动任务后，我们也可能堆个雪人。有一次下雪后，不太好清扫，老师说这雪适合滚雪球，就让我们试试。果然，我们的雪球在操场上越滚越大，最大的差不多有我们的个头高，需要几个人一起推着滚动。

放寒假时，都是一日两餐。晚饭之后才三点左右，天仍然大亮。一些小伙伴拎着冰车，拿上冰锥，来到村外大泡子的冰面上，一圈一圈地滑冰。冰车腿上的粗铁线与冰面摩擦的声音十分悦耳，夹杂着欢声笑语，远远都能听得见。

如果遇有凿冰捕鱼的，我们就一路小跑回到家，取个盛着水的罐头瓶子，守在一旁。当打鱼的把搅箩子从冰窟窿里提上来，就从那一堆大大小小的鱼里，捡起一条欢蹦乱跳的小泥鳅，放在瓶子里带回家。我们像城里人养金鱼那样把它放在屋子里最显眼的柜面上，观赏它游来游去。一天早上，我发现瓶子里的水被冻成了一整块冰坨，那泥鳅如琥珀一般裹在里面，生死不明。我扫兴地把它放在窗台上，然后就找小伙伴玩去了。晚饭前回来，我看到瓶子里的冰早已融化了，小泥鳅正在里边撒着欢儿。

不怕冷的孩子们总能找到御寒的办法，一些传统游戏诸如“踢毽子”“抽冰猴”“打雪出溜”什么的，足可以玩得周身是汗，不再寒冷。

一进腊月门儿，就开始有了年味儿——先是喝腊八粥；到了小年，有祭灶用过的灶糖；春节前，还可能吃到几个冻梨……杀年猪、做豆腐、蒸黏豆包、赶集置办年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

如今，寒冬早已对我们不再构成威胁。每到冬季最冷的那几天，我就会想，马上快要“啃春”了，那也就预示着天气渐渐转暖。正如英国诗人雪莱在《西风颂》里所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