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长春，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十几项“中国第一”的仪器设备在这里诞生。这些成就背后，是新中国第一代光学人伟岸的身影，有着“中国光学之父”之称的王大珩正是其中之一。

王大珩，1915年2月出生，江苏省吴县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著名光学家。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两年后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0年，王大珩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硕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当时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王大珩于1941年转学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家特纳教授学习。1942年，王大珩进入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任研究员，从事光学玻璃研究工作。

在英国学习和工作十年，王大珩不仅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关键技术，而且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V棱镜折光仪，为他后来开创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梦想的王大珩刚回到尚未解放的上海，英国昌司公司的电报随即追来，以高薪聘他重返公司任职。与此同时，他的老师、科学家吴有训受中国共产党委托，邀他北上。面对选择，王大珩丝毫没有犹豫，欣然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

1400万斤小米，是当时王大珩创建仪器馆的所有经费，就是用这1400万斤小米，他揭开了新中国光学事业发展的序幕。

1952年，仪器馆在长春建成（后更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被任命为代理馆长、所长。为了尽快研究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王大珩倾囊交付出自己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他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1953年12月，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成功熔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

在王大珩的领导下，长春光机所成为我国第一个精密光学仪器研究制造基地，承担起一项又一项难度大、攻关性强、高精尖的任务——

1957年，生产出国防军工所需的特殊光学玻璃，已能与国际尖端技术并肩而行；

1961年，国际上出现激光仅一年，王大珩就支持手下的科研人员攻关，研制出在结构形式上独具特色的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王大珩带领近千人的研究团队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3年，王大珩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长春光机所，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从此，他的目光投向了整个中国科技的发展。

彼时，美国、苏联、法国等都在大力推动高科技发展，而此时中国国门才刚刚打开，在迎来改革契机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如不迎头赶上，后果可想而知。身为一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科学家，王大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于是他与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一起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得到邓小平“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不久，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国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选取了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材料等七大重要的高科技领域，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缩小与国外的差距。这就是举世瞩目的“863”计划，开启了中国科技腾飞的新征程。

“863”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科技在诸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尽管功勋卓著，但王大珩始终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他常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对于“光学之父”的称呼，他曾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这就是一位中国科学家的精神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