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常常想起蒋筑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春光机所）的工作人员回答：“不需要想起，因为从来就没有忘记。”

蒋筑英，中国著名光学科学家，全国劳动模范，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一生短暂而璀璨，为中国光学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6年，蒋筑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期间，他不仅认真学习专业课，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等五门外语。在校期间的11个寒暑假，有8个他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大学毕业后，蒋筑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家人希望他回到条件相对优越的杭州或上海工作。他理解家人的想法，却也知道留在中国光学事业重要基地长春才是明智之选。最终他说服了家人，来到长春光机所，并考取了他仰慕的中国光学事业开拓者王大珩的研究生。

光学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学科，在国防、民生等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光学玻璃，连照相机镜片都生产不了，更不用说装置光学玻璃的各种武器了。

蒋筑英接到导师王大珩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研制传递函数测试仪。这是一种能够测试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质量的仪器，当时在我国仍属空白。

经过700多个日夜的不懈奋战，1965年，蒋筑英和同事们终于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在参观过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之后，惊讶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这时的蒋筑英还不到30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蒋筑英热爱光学，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在光学仪器研制上。

上世纪70年代，电视行业兴起，中国彩色电视复原技术非常落后，图像颜色失真，红色变成紫色。为了攻克彩色复原技术难关，蒋筑英白天与王大珩一道工作、听他讲课，夜里他和光度学专家冯家璋一起，反复地用手摇计算机演算，寻找调配红、蓝、绿三色最佳区的数据。

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蒋筑英编写出了我国第一篇《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专业学术论文，同时按照这个数据，解决了国产彩色摄像机的颜色和清晰度问题，与国外的先进产品效果相差无几。

彩色复原技术的成功在国内是个创举，这使蒋筑英又登上了一座从来没有人登上过的高峰。随后，蒋筑英无论在光学检验方面，还是在颜色光学领域，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他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他又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坐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已作为国内制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他在进行大量研究后，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重要论著，对我国电影、电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导师王大珩认为只靠论文来评价蒋筑英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重要贡献表现在科研和应用的结合，把知识和科研成果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生产需要。

蒋筑英时常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这就是他的“备忘录”，里面记着一件件别人求助于他的事情，每件他都有问必答，从不耽搁。在利益面前总是最后想到自己，他帮助同事一遍一遍修改论文，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报告时，他把机会让予与他合作的同志；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他多次让给别人；他是所里出了名的有困难向前冲、有好处向后退。

曾经有人劝蒋筑英说：“依你的学识和才华，何不趁年轻时多写几篇论文！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为别人服务上，太可惜了！”而蒋筑英却回答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愿意别人踩着我顺利走好人生之路。”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第一次是1979年在德国进修，他用省吃俭用积攒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1981年第二次出国时，蒋筑英自带了一大包四川榨菜，决心从自己口袋里“抠出”更多的外汇，给所里增添更多的光学器材。

1982年6月，组织上派蒋筑英到成都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出差前一天蒋筑英收拾了新建的实验室，修好了院里被损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修理下水道。在成都工作期间，蒋筑英因劳累过度，加之多年来积劳成疾，因病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4岁。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当年，蒋筑英去世的噩耗传到北京，导师王大珩悲感交集，老泪纵横，连声叹道：“从何谈起，从何谈起啊！中国科学院刚决定把光机所的领导重担加给他时，他却离去了……”

蒋筑英，这个不朽的名字，如同他为中国光学事业献身的精神一般，永远不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