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磨完最后半尼龙袋苞米面，给红砖磨坊落了锁，蹲在磨坊门前两级青石台阶靠上的一层，右手托着半尺长的胡子轻轻抖了几下，像是抖落六十余年的风尘。时间是1998年10月1日傍晚，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想喝酒，便把手里攥着的刚刚帮邻村人磨面挣来的两块钱塞给我，打发我去村东头供销社打一斤六十度的高粱烧，剩下的钱买些五香花生米下酒。我拎着一只空酒瓶出门的时候，祖母也出门准备去前院柴垛拣些干柴柈烧火做饭。祖父犹豫了一下，喊住我说只打一斤酒，花生米就算了。转头又对祖母说，老汤，夏天腌的咸鸡蛋能不能捞几个煮来吃？祖母姓汤，听说从祖母年轻时候，祖父就习惯唤她老汤，硬生生把人给唤老了。用祖父的话说，人这一辈子最有滋味无外乎两样：一是老汤，一是老酒。
当然，此老汤非彼老汤。但我以为，这一句唤了几十年的老汤或许已经很难辨出彼此，又或者早已经不分彼此了。
去供销社，先要经过家门前一条90多米长的黄沙路，路过6户人家，再沿5米宽的水泥公路走118步或者119步，途经一个新开的小卖部以及三排街道和民房。管理供销社的人家姓赵，家里大人忙着打麻将，让比我大几岁的儿子给我打酒。他拎着一把几乎和他身高相当的铝制酒提，那酒提周身遍是深浅不一的凹坑，想必是几十年来与盛酒的棕色陶缸无数次磕碰的结果。不过，我怀疑这无数次的磕碰里或许有一些是卖家故意制造的。事实证明，这把酒提打出来的一提酒的确缺了至少五钱分量。好在没等我提醒，对方又补了新酒，直到有酒从瓶口溢出才罢手。
回的时候，祖父已经回了屋里，同在屋里的还有大伯一家。我进屋时，祖父正双手托举着一瓶酒抵在眼前端详。炕沿上丢着祖父磨面时候穿的外套和一块湿麻布，显然是在接过酒瓶之前仔细擦了手。那是一只乳白色不透明的瓶子，祖父却像是能够透视瓶中乾坤一般，盯着那瓶子看了足有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看罢，轻手放下酒瓶，表情略显凝重地望向当乡长的大伯：“这酒，哪儿来的？”祖父压低了声音问。
大伯显然听出了祖父的话外音，或者在来祖父家之前已经预判到祖父会这样问，脱口答说酒是花了自己大半个月工资买的，放心喝就是了。
祖父再次捧起酒瓶左右端详，问大伯是否真花了自己大半个月工资买的，说话间，眼神一直停留在酒瓶上。大伯拍着胸脯，说你自己的儿子什么德行还不清楚吗，真是花钱买的。对于大伯的回答，祖父是满意的，连说了三个好。说完，满脸堆着笑，数落大伯花钱大手大脚，不懂得持家过日子。又说过几天才是中秋节，这么好的酒，留着过节再喝吧。大伯坚持，说今天也过节，国庆节嘛。
“再说，咱老百姓只要高兴，哪天都值得庆祝。”
这话在理。祖父说喝好酒得配好的下酒菜。于是隔着卧室与厨房间蓝漆斑驳的木门唤祖母，让她做一道干豆腐炒肉、一道炸咸鱼干，把大伯拎来的烧鸡手撕了，再配几棵大葱。说罢，又打发我再去一趟供销社，把先前没舍得买的五香花生米给买回来。
再回的时候，咸鱼干已经炸好，干豆腐和猪肉已经切好，祖母正背对着我切葱蒜。我对祖父手里一直捧着的那瓶酒并不关心，我那时12岁，对于酒的全部概念几乎就是祖父每次喝下一口后总会打嗓子眼里轻声呵出一口气，以及供销社里那把满身凹坑的长柄铝制酒提。我把五香花生米丢到落地的红漆箱柜上，便跑去厨房看祖母做干豆腐炒肉。我喜欢那道菜。确切地说，我更喜欢吃豆腐干炒肉。祖母用自制的豆腐切片慢火烙成豆腐干，再将豆腐干切条拿到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室外冷冻。一热一冷，原本平平无奇的豆腐便被注入了灵魂，既保留了最淳朴浓郁的豆香，又赋予了微焦的人间烟火气。因为那时家里没有冰箱，因为繁琐的制作工序和对气温的特殊要求，祖母每年只在腊月二十五赶早做一次豆腐，烙一次豆腐干。而此刻距离腊月还早，便只能退而求其次。
我骑着半尺高的柞木板凳，守在一尺半高的锅台边，一手托着青花碗，一手握着木筷，目不转睛盯着锅里正被翻炒的干豆腐和猪肉。想来，上一次吃肉还是清明节时候。
饭菜就绪，大伯给祖父和自己的酒盅先后倒满酒。祖父俯身看一眼酒盅里的酒，又抬眼看酒瓶，遂又操起一根筷子在酒盅里轻点一下。大伯问祖父，有什么问题吗？祖父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少时哼了一声，说去年开春，村里的老陈头和一群老头在路边闲唠嗑，说他喝过窖藏五十年的茅台酒，还说那酒是淡黄色，像蜂蜜一样浓稠。
“这个老东西，我就知道他是吹牛。”说完，祖父两手端起酒盅，仔细抿了一小口酒，两眼微闭，让酒在唇齿和口腔之间停留了几秒钟后才缓缓咽下，然后标志性地从嗓子眼里悠悠长长地呵出一口气。
放下酒盅，祖父略作迟疑，起身去了厨房。回的时候，手里多了两只酒盅。他给两只酒盅都倒满酒，一只放到祖母面前，一只放到我面前。他说，咸鱼干炸得好，因为鱼是我捉的，鱼干是我晒的，我有功劳，所以奖励我一盅酒。我是多年以后才慢慢咂摸出这话的滋味。我那时过于贪玩，不爱学习且性格内向，又是与祖父母相依为命，他们也不确定能够供我读书到什么时候。在祖父看来，大约已经认定我在未来不会有多大的出息，最大的可能就是继承他和祖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计。所以，这可能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喝到这种好酒的机会。
我帮祖父打过几次酒，但论喝酒，那是第一次。确切地说，也算不上是喝酒。三钱的酒盅，我灌下肚一钱，呛酒洒落桌上一钱，酒盅里剩下一钱。我觉得辣嗓子，继而有一股热流打嗓子眼里翻涌出来，猛地撞击我的鼻腔，差一点就撞出了眼泪。
祖父见我把酒洒在了桌面上，赶忙伸出右手食指去蘸，然后将蘸了酒的食指放进嘴里咂摸。一边咂摸一边含糊地说着你洒的这些酒够换好几十个鸡蛋了。这样说来，我便有些心疼和自责。但我并不打算像祖父那样用手指去蘸酒，而是坐在祖父身边看他蘸酒的一连串动作笑。祖父蘸净洒在桌面上的酒，像是占了好大便宜似的，也看着我笑。
吃过午饭，等大伯一家离去，祖父找来一个干净的酒瓶，把没喝完的酒倒进去，剩下一只乳白色空瓶摆放在落地红漆箱柜的正中央，之后便出门了。我觉得诧异，我用诧异的眼神看向祖母。祖母哼了一声，说你爷指定是出去找那帮老头吹牛去了。不多时，祖父带着老陈头和另外几个老头回了家，指给他们看摆在箱柜正中央的酒瓶。还真被祖母说着了。有人起哄，说想尝尝这酒啥滋味。祖父笑得得意，拿起酒瓶向大家展示，一滴不剩。等众人走后，祖父又把倒出去的酒重新倒回，还是摆在落地红漆箱柜的正中央。
祖父那天心情不错，甚至还自顾自地哼起一段曲调。那是我印象当中唯一一次听祖父哼唱。说来也怪，转眼二十六年过去，我对那天的记忆格外深刻。倒不是因为我第一次喝酒，也不是因为唯一一次听到祖父哼唱，而是因为干豆腐炒肉这道菜。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吃过无数次这道菜，有祖母做的，有酒店小馆做的，也有我回忆祖母的样子自己做的，但每次都好像缺点味道。直到两年前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像是突然间悟道了。那年的干豆腐炒肉之所以格外好吃，因为我喝了酒，或者说因为我没有像祖父酒后那样从嗓子眼里悠长地呵出一口气，而是把那口气留在了那年的国庆节和那道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