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怀化，当地人说，怀化之名是取自怀柔教化之意。
这是怎样的一块土地，竟然取了这么一个有点儿卑微的名字。
经查得知，怀化之词，最早出现于《晋书·琅琊王伷传》：僚吏尽力，百姓怀化。地名则自宋始。宋熙宁七年（1074），设怀化砦，至明代改称怀化驿，直至现在依然沿用怀化之名。
能以教化为名，那一定是把教化看得非常之重的。
今夏怀化之行，虽匆匆一瞥，却真正让我领略到了怀化对教化的态度。
这从怀化自古以来兴办的众多书院就可以看出。书院起于唐代，初为国家藏书之地，至晚唐五代渐成教育之所。据《怀化地区志》所载，自清朝上溯，怀化较为出名的书院就有55所，对怀化近1500年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书院的办学模式主要有官办学府、民捐学堂和个体学馆，在怀化，办书院可谓官民携手、万众一心。不唯如此，怀化对教化的尊崇还吸引了一些大家巨擘来此创办书院和讲学。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魏了翁就在怀化靖州创办了靖州鹤山书院，曾与潭州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道州濂溪书院并称湖湘四大书院。虎溪书院位于怀化市沅陵县城西虎溪山上。明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自贵州龙场谪归，道过辰州（沅陵旧称），寓居虎溪山龙兴讲寺一个月，并在此传授“心学”，受者逾千。明嘉靖年间，为纪念王阳明在沅陵讲学而始建书院。这些书院的建办，不仅滋民教化、耕读兴家，还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说到怀化的书院，就不能不提到怀化沅陵的二酉山。二酉山文化底蕴深厚，是“学富五车，书通二酉”的典出地。《图经》中记载，周穆王藏“异书”于小酉山、大酉山。宋代《太平御览·荆记》、明代《辰州府志》等典籍也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秦人伏胜冒死从咸阳把千卷书简运到二酉山，藏在二酉洞中，传承文化，赓续文脉，被誉为“中华书山”。怀化对教化的尊崇、创办书院的执念大概来源于此吧。
怀化不仅有这高居文端的“中华书山”和遍地的书院，屈原至此而作《离骚》，王昌龄也写下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绝句。而我随“全国百名文化记者怀化行”采访团采风沿途所见，则让我深感怀化重教的震撼。
恭城书院，位于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罗蒙山下，始建于宋崇宁四年（1105），原称“罗蒙书院”，后毁于火灾，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原址重建，更名为“恭城书院”，是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的古书院。2013年，恭城书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还是中央红军在生死关头实现转机的“幸运地”，著名的通道会议就是在恭城书院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坚持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避免了所剩3万多中央红军遭受国民党军毁灭性打击的命运，拉开了红军长征历史性转折的序幕。就是在这个既有教化之光又有红色记忆的古老书院，我在一进门的左右两间门房的中柱上看到了一副朴素的对联：小学毕业的一定要升中学中学毕业的一定要升大学；家境富裕的固然要升学家境贫困的也要想方法升学。说是对联，要不是刻在中柱上以对联的形式存在，当真就是很有道理的大白话。据说，此白话联为民国通道县长翁信浮题写。我不禁在想，一县之长不至于这么没文化，却偏偏弄两句大白话来献丑。可仔细一想，这对联当真“白”得可爱，“白”得情真意切。面对乡民教化，与其弄两句假惺惺对仗、文绉绉难懂的对联，还真不如这两句上至白发翁、下至学语童都能看得懂的大白话来得实在有用，其可谓用心之至。教化不是故弄玄虚玩深奥，让人听不懂的是废话，让人听得懂的才是教化。只有人人能懂，方显教化之工，真正有学问的人从不惧以白话示人。翁先生这两句对联用朴素的白话讲出了大道理，“白”得一如泥土尘埃，接地气到妇孺可知，简直就是把对教化的执着写到了脸上那般清晰可见，让人顿生景仰。
车过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随车讲解的小刘指着远处山上的一座塔说，那是文峰塔，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后于1969年被毁，2000年重建，是靖州的文化地标。主塔为七层青砖塔身，第一层立孔子雕像；第二、三层陈列了靖州历朝历代科举所中进士和举人名录；第四、五、六层陈列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靖州籍获得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的人士名录；第七层为院士楼，陈列靖州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政国的介绍和成就。塔底座围裙式附着百年状元坊，由18块石碑组成，自1987年自治县成立以来全县高考前三甲皆刻名于碑，并预留至2086年，所以称“百年状元坊”。能录名于碑，其荣莫与为比。这对广大学子的精神激励胜过任何物质奖励。重教如斯，何止写到脸上，还刻到石碑上了呢。
中华文字之妙，真可谓妙不可言，一言可成篇，一字即为文。比如教化的“化”，就极为玄妙。《现代汉语词典》对“化”的注释长达一页半，常见的释义有“变化”“感化”“消化”等9个之多，但仍难尽其意。《康熙字典》对“化”的注释更多倾向于教化。其一为“以德化民曰化”，又义“泛言改易，亦曰变化”“格物为化”。《说文解字》对“化”的解释为：“教行也。”即“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这似乎更贴近教化之“化”的意思。《增韵》对“化”的注释则直接从“教化”取义：“凡以道业诲人谓之教；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古人对“化”的理解明显更为入里。“普度众生”是“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化”；韦编三绝，方有圣人，是“化”，周处除害，过而能改，也是“化”。对普罗大众来说，教化，便是“至药能教土化金”。学而化之，真学也；学而不化，非学也。“教”是手段，“化”才是目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并非受教而来，乃是得化方至。受教而化的人应该是像梁晓声阐释的那样，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样的人，一定是闪闪发光的。所以“教”只能让人获得知识，而“化”却可以改变人。
怀化，就曾经改变了一个人，从顽劣少年成了文豪。
有一句话叫“凤凰的沈岳焕，怀化的沈从文”，这说的就是大文豪沈从文。他是湖南凤凰人，原名叫沈岳焕。如果他没有离开凤凰，可能就没有沈从文。15岁时，沈岳焕当兵来到怀化，从此，一个顽劣少年开始了他的开挂人生。他遇到的第一个改变他人生的“贵人”是留过学的秘书文颐真。他告诉沈从文，不要总是满口脏话，做人要做文明人。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听说“文明”二字。在文颐真的影响下，沈从文变得“文明”起来。尤其是文颐真的一套《辞源》更令他爱不释手。近朱者赤，从此，沈从文变成了一个爱学习、爱读报、爱思考、放眼看世界的“文化人”。经过几多辗转，沈从文当过文书，整理过古籍与文物，阅书读报，收获颇丰，有了一定的学识，就想到更广阔的空间去开拓视野，他决定去北京考大学。奈何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最终还是和大学失之交臂。为了生计，他只好从事写作，并被郁达夫、胡适和徐志摩等人赏识。考不上大学，那就去大学教书如何？这在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竟然被沈从文实现了。1928年，他先是被徐志摩推荐给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担任讲师；1931年，又被胡适推荐到青岛大学任讲师；抗战爆发后，他又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在北大任教。这就是一个小学生的逆袭，是怀化改变了一个顽劣少年的人生轨迹吗？不，改变沈从文的不是地理上的怀化，而是教化的怀化！所以，沈从文对怀化念念不忘，他在《边城》《湘行散记》中有多篇作品描绘了沅陵、怀化镇等地的风土人情，他将其描述为“美得让人心痛”，这“美得让人心痛”的除了山水、风情，还有人文与教化之美吧！
说起怀化的人文教化，还有一个大事件不能不提。
1938年早春，西南联大300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湘西、贵州和云南东部到昆明，全程3600里。旅行团途经怀化晃县（现新晃县），曾驻留在龙溪口古镇。这支队伍中教师有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等人，学生则有任继愈、丁泽良、查良铮（穆旦）、屠守锷、李鹗鼎等人。此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曾在前往昆明途中停留龙溪口古镇治病。这些名人大家给怀化增添了令人羡慕的人文资源，这也是给怀化的教化锦上添花了吧。
“高风所洎，薄俗以敦”。怀化，犹如芝兰之室，五溪流香。福地怀化，怀景怀乡怀味，在我看来，都不如怀“化”，教化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