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他从一个旧社会的工厂童工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领导工人运动、领导东北抗战、献身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国人民壮丽的解放事业。他的革命业绩和牺牲精神，永载中国革命史册。九一八事变前夕，党中央派罗登贤同志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到东北指导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兼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着力创建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领导东北党组织和东北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罗登贤同志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深切缅怀罗登贤同志。
（一）
罗登贤，原名罗举，曾用名罗广、一光、光生、德平、达平、何永生等，笔名敦贤。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早年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艰辛，他同弟弟被在香港做工的姐姐接去抚养。因姐姐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11岁时，他跟着姐夫到太古船厂当学徒，四年学徒期满又当了六年钳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罗登贤同志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0年4月，香港船厂、电力、煤气等二十家工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罗登贤同志和太古船厂工人一起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广州的工人给予了大力支持，积极捐助，并安置罢工返穗的工人。经过十余天的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之后，他和厂里的工人积极分子共同筹划成立了太古船厂华人机器工会。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要求党的组织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罗登贤同志立即组织太古船厂工人响应，号召工人要将罢工进行到底。在罗登贤等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太古船厂工人在罢工斗争中，不仅取得了增加15%工资的胜利，而且壮大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声势。罗登贤同志领导工人进行斗争，遭到资本家的仇视，他被港英当局以煽动工人闹工潮为由逮捕并判刑六个月。入狱没有动摇罗登贤同志的革命信念，反而坚定了他以后坚持斗争的信心。出狱后，罗登贤同志与其他工会积极分子联合香港金属业工人，成立了香港金属业工会，并被推举为领导人之一。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为加强党在广东地区的领导，这年10月起，党中央先后派周恩来、陈延年同志到广东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中共广东区委派杨殷、陈日祥同志到香港开展工作。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罗登贤同志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5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之担任中共香港支部成员，不久又担任香港海员工会秘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浪潮。6月，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长达16个月之久的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罗登贤同志参与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深入香港船坞、电车等工人群体中进行宣传动员，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发动工人参加罢工斗争，并带领海员和金属业工人离开香港去广州，参加反帝示威大游行。沙基惨案发生后，罗登贤同志组织工人参加纠察队，武装封锁香港，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罢工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开展了省港工会统一行动。1926年4月，由香港金属业工会、香港机工联合会等组成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罗登贤同志被任命为党团书记。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罗登贤同志组织演讲团到工人中间宣传北伐意义，动员数百名工人参加运输队支援北伐。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香港支部改为香港市委，他当选市委委员、常委，成为著名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当时的广州，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被大肆抓捕、屠杀。4月22日，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市委，罗登贤同志任市委委员。10月，张太雷同志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组成了新的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罗登贤同志当选为广东省委委员。12月，党领导和发动广州起义。罗登贤同志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他冒着极大危险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与周文雍等同志把广州工人武装——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工人自救队、海员义勇团队等改编为统一的工人赤卫队，按行业编为七个联队。罗登贤同志参加赤卫队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第一联队队长。起义中，他带领第一联队六百多人负责攻打公安局和保安队。在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中，罗登贤同志在人民外交委员会工作。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他被迫转移到香港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扩大会议，罗登贤当选为省委常委。2月，广东省委机关被香港便衣警探破坏，罗登贤同志第二次被捕。狱中，他受尽各种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未泄露党的机密。经周恩来同志指示，罗登贤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内严重的白色恐怖，1928年3月共产国际同意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六大。4月底5月初，周恩来等同志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同时，党中央决定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三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邓小平同志为留守中央秘书长，主持国内工作。于是，罗登贤同志来到上海，担负起党所委托的重任。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留守中央致力于开展反日斗争，同时反对英美乘机加紧对中国渗透和控制；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工人运动；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组织指导农民暴动；指导福建、山东、江西等地工作，对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进行讨论并发出“六月四日来信”给予指导。在留守中央，罗登贤同志与李维汉、任弼时同志一起，在极度困难的形势下，努力发动群众，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渐渐获得复兴的生机。1928年7月，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罗登贤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他相继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全国总工会常委会负责人等重要职务。在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罗登贤同志与周恩来等同志组成总行委主席团指挥八一示威。他组织领导上海年关斗争以及纺织、面粉、铁路等行业的罢工斗争，团结了工人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他还参与组建上海工会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同时对常州、南通等地农民暴动进行指导。他积极整顿党组织，江苏省委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通知》，要求每个同志把纪律落在实际行动上。在任广东省委书记和南方局书记期间，他整顿省委领导班子，加强琼崖等地红军及政权建设，制定各地工运计划，打通秘密交通线，组织干部到苏区参加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他还提议创办了《香港小日报》《南方红旗》，指导广东省及南方局所属各地的工作。在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他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日常工作，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失去组织联系的同志，举办干部训练班并担任教员，成为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在任全国总工会常委会负责人期间，他发动和领导了上海纺织业工人罢工等工人运动，进一步推动各地工运发展。同时，他对工人运动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机关报《红旗》上相继发表《最近城市工人运动之开展》《反革命统治下之最近职工运动概况》《上海邮务工人复工以后》等文章。1931年3月，罗登贤同志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继续组织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为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罗登贤同志以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身份到东北指导满洲省委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9月20日和22日，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的宣言和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抗日救国。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罗登贤同志与满洲省委同志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1月底，满洲省委机关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省委书记等主要领导人入狱。为挽救东北党组织，他不顾严重白色恐怖，致信中央“我现在已代理了省委书记”，主动承担起省委领导工作。12月，党中央任命罗登贤同志为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整顿恢复东北地区党组织，将省委机关由沈阳迁至哈尔滨。他组织省委同志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用以指导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开展。他坚决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广大农村，要求“共产党员要下乡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党团员参加和支持抗日义勇军斗争，成功营救杨靖宇、赵尚志等诸多被捕入狱同志，组建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在罗登贤同志的领导下，满洲省委坚持党的正确方针，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以崭新风貌驰骋抗日战场，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即“北方会议”）。此次会议受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不顾东北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事实，要求东北和南方一样执行土地革命等任务。满洲省委在会上反映的东北实际情况，被斥责为“满洲特殊论”“东北落后论”，罗登贤同志随之被撤销了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之后，他继续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坚持在反日斗争第一线，在奉天、旅顺等地巡视指导抗日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中央驻东北巡视员指出：“光生（罗登贤）既留在那里帮助特委工作，如果中央同意时，我意光生（罗登贤）可留在奉天作特委书记，因为省委现无人可派去”“中央不来人，德平（罗登贤）不离奉”。罗登贤同志又在东北坚持斗争半年之久。
1932年12月，罗登贤同志离开东北回到上海后，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3年3月28日，他被叛徒出卖，第三次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被捕后，宋庆龄同志多方奔走，积极营救。她盛赞罗登贤同志是“中国的反帝战士”，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同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28岁。罗登贤同志牺牲后，《中国论坛》发表了《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高度赞扬其革命功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江西省信康县改名为登贤县，机关报《红色中华》刊发文章《纪念罗登贤同志》。1935年，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称赞罗登贤“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
（二）
罗登贤同志在东北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正值中华民族遭受日本侵略，陷于危难之时。他坚持党的正确方针，领导满洲省委率先树起了抗日旗帜，恢复壮大党的组织，领导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党的事业和民族独立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是当之无愧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抗日的忠勇实践者。罗登贤同志的革命业绩和精神深深镌刻在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丰碑之上。
罗登贤同志率先发出抗战宣言，及时向中央报告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侵略前后的局势。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觊觎已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前，随着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威胁日益严重，在罗登贤同志的指导下，满洲省委和中央特科驻东北人员做了许多监视日本军事行动的秘密工作，并将所得情报及时向中央汇报。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满洲，“他还要直接占领满洲”。报告中详细提供了其在东北各地的驻军及武器装备、修建兵营、工事等情况。事变发生第二天，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罗登贤同志与省委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事变的性质，讨论确定满洲省委的斗争任务和策略，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宣言》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宣言》发出抗战号召，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号召东北三省人民“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发动游击战争”。这是满洲省委发表的中国第一篇抗日宣言，也是世界上第一篇反法西斯战争宣言，发出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第一声怒吼。9月22日，满洲省委又就事变发生经过、日军占领沈阳后情形及市内局势，省委斗争策略和具体工作布置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使中央了解了东北局势，为中央做出及时正确应对提供了重要依据。
罗登贤同志整顿恢复发展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加强党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九一八事变后，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东北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罗登贤同志临危受命，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和整顿各级党组织，确立正确方针，严密组织纪律，加强保密工作，保护党的骨干，为东北抗战奠定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罗登贤同志果断决定将满洲省委机关迁至哈尔滨。满洲省委驻地沈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白色恐怖遍地，省委机关继续驻在沈阳对于开展斗争十分不利。1931年10月27日，满洲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沈阳后，“每日到五时即不能通行”等情形，提出“我们的意见是主张把省委机关移到哈尔滨去。”此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满洲省委机关于12月迁至哈尔滨。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战的总指挥部迁至当时反动力量相对薄弱的哈尔滨，为党开展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罗登贤同志高度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当时东北的中共党员只有2100多人，主要分布在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城市和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的城镇，在农村，除磐石、珠河、汤原等地外，绝大部分尚未建立起党组织，开展工作非常困难。罗登贤同志迅速恢复和建设各级党组织，除成立恢复东满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外，还直接领导磐石中心县委、海龙中心县委、伊通县委以及安达、巴彦、汤原、珠河、宁安中心县委等地方组织。同时，他提出机关建设职业化，“要将党的机关建立在群众拥护之下，使党更深入群众中去”；在工作方式上，规定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原则，等等。他还组织开展了特别募捐行动，切实解决了党的经费不足问题。这些措施增强了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打开了东北党的建设和抗日斗争新局面。罗登贤同志积极营救保护和培养党的干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多位革命者被捕入狱。1931年9月13日，他亲自给中央写信：“狱中还有二十多人，请互济会立即汇钱来办理此事。同时监狱的同志催买衣服、被送去，亦请通知互济会，因为冷天到了，他们是很苦的，望速办。”满洲省委从狱中营救出的这二十余名同志中包括原省委书记李子芬、原省临委书记林仲丹（林育英）、原省委书记陈潭秋、原团省委书记饶漱石以及地方干部王鹤寿、杨靖宇、赵尚志等。另外，还有三批十人获救。罗登贤同志和满洲省委的营救行动，为东北抗战、民族解放和党的事业保存了宝贵的骨干力量。他还主张省委举办干部训练班，经过训练的干部提高了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更好地满足了开展抗日斗争的需要。罗登贤同志大力推动满洲省委工作重点的转移。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在城市，通过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形式，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城镇逐步为日军占领，而农村广大区域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鉴于这种形势，罗登贤同志和满洲省委以创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为中心对党的各项工作作了部署，把工作重点由城市向广大农村转移。省委把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奉（沈阳）山（海关）、南满（长春至大连）、安（东）奉（沈阳）、吉（林）海（龙）、吉（林）敦（化）、吉（林）长（春）等铁路沿线的农村、山林地带和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农村以及辽西等地作为重点地区，动员农村群众、东北军部队、民团保甲等武装抗日救国，各地反日活动风起云涌。
罗登贤同志创建的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罗登贤同志高度重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迅速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后，他就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创建反日游击队的措施，制定了省委工作计划。1932年2月，满洲省委在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发动游击战争，是东满目前的主要任务”。3月，罗登贤同志召集周保中、杨林、冯仲云等开会，根据周恩来同志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文章精神，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造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罗登贤同志和满洲省委从东北抗日斗争实际出发，提出和实行了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方针，系统地、大规模地向东北各地派出优秀干部，直接组织和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南满地区，派张振国、杨君武、杨林到磐石，在磐石赤色游击队基础上创立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后又派杨靖宇到磐石，将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派童长荣任东满特委书记，创建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地区，派赵尚志、冯仲云等，创建巴彦、珠河、汤原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六等军；在吉东地区，派李延禄、周保中创建救国游击军、反日同盟军等抗日武装，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五等军。经过不懈努力，东北各地建立了十余支赤色反日游击队，后期又整合组建为六支东北人民革命军，这些队伍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前身和基础。在罗登贤同志领导下，满洲省委派出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同志在与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都成为了抗日民族英雄。罗登贤同志领导创建的反日游击队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他们开展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十四年抗战的重要发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牵制了大量日军精锐部队，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关内的抗日战争，而且在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北进”计划，帮助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方面起到了战略作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支点。
罗登贤同志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抗日义勇军的指导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沦陷。中国共产党关于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东北、坚决抗日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东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东北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日，组织了反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工农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武装，其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罗登贤同志和满洲省委对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抗日义勇军高度重视，加强对义勇军工作的指导，提出“应该用百分之百的力量去加强政治军事领导”，从而“建立民众的反日联合”。根据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罗登贤同志和满洲省委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工作方式加强指导、提供支持。一是由党组织派出党团员直接组织和创建工农义勇军队伍；二是派出党团员协助一些义勇军部队进行组建工作，参与对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的领导；三是党组织派到义勇军中工作的党团员发挥模范骨干作用；四是动员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参加义勇军；五是动员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募捐活动，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以罗登贤同志为首的满洲省委领导人还不断外出巡视，督促、检查各级党组织对义勇军工作的具体指导情况。通过满洲省委的努力工作，扩大了党在义勇军中的影响，使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大义勇军士兵的拥护，同时为党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军事人才，积蓄了抗日力量。如派周保中到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中开展工作，后来救国军余部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基础。东满特委、延吉县委派李延禄进入救国军，其领导的部队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基础。罗登贤同志将统一战线政策创造性地应用在东北抗日斗争实践之中，广泛团结了各种抗日力量，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气焰，滞缓了日军的侵略步伐，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和斗志。
罗登贤同志重视抗日宣传工作，唤起了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人民群众是抗日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罗登贤同志十分注意争取社会各阶层民众对抗日斗争的支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使东北人民走向了有组织的反日道路。在他的指导下，满洲省委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野心，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发表大量宣言、告同胞书等文告，大声疾呼：“工农兵劳苦群众们！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据初步统计，自九一八事变起，到1932年7月11至12日满洲省委扩大会议止（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改组满洲省委），满洲省委共发布各种文告39份，其中罗登贤同志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发布31份，有很多是他亲自拟写的。这些文告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面临的形势，为东北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斗争任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日斗志，坚定了取得驱逐日寇最终胜利的信心。罗登贤同志重视通过办报刊、印制传单等教育群众、发动群众。1932年1月1日，在《中共满洲省委两月工作计划》中提出：“党报‘满洲红旗’在十五号以前出版第一期，以后每星期经常出版，真实使他成为省委策略路线指导的报纸。”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于1月30日复刊，同时出版《满洲红旗副刊》，它是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后秘密出版的第一份机关报，后易名《东北红旗》《东北民众报》。这些宣传物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为东北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各族各界的抗日斗志。罗登贤同志领导省委在东北城乡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日斗争。一方面，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城市进行反日宣传，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市民搞罢工、罢课、罢市。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同志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到东北。她根据罗登贤同志的指示，在沈阳工厂女工中开展工运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沈阳、抚顺、长春等地的工矿区数万名工人举行反日罢工，进行大规模反日斗争，形成了强大的抗日声势。长春铁路工人得知日军准备进犯哈尔滨的消息后，把近300节车厢转放另处，使日军不能迅速运兵，推迟了其北犯哈尔滨的时间。一方面，在农村组织群众开展反日斗争，进行反日武装暴动。在辽阳小堡、延边、磐石、海龙等地，农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分粮斗争。1931年12月11日，海龙中心县委组织六百余名群众集会游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劳苦大众起来共同抗日。这些斗争有力推动了东北反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三）
罗登贤同志的一生虽只有短短的28年，但其短暂而壮烈的革命生涯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如磐的信仰、实事求是的作风、高超卓越的斗争艺术、根植人民的立场以及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至今依然闪耀着跨越时空的光芒。我们深切缅怀罗登贤同志，学习他所展现的宝贵精神，对于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缅怀罗登贤同志，一定要学习和传承他对党忠诚、信念如磐的政治品格。罗登贤同志的革命历程，是一部对党无限忠诚、对信仰矢志不渝的生动教材。他注重理论学习。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文件。他在香港姐姐家时，住在一间低矮的阁楼里，晚上点着小油灯，阅读书报和党的文件，每每学习到深夜。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他在紧张的工作中精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研究分析上级指示，还提醒身边同志，“有时间看看书报不好吗？”他坚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无论是开展工人运动还是在东北抗战，无论是在留守中央还是在地方工作，他都认真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富有创造性地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等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他始终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他说：“支部不起作用，党的组织脆弱，群众组织更是可怜，使斗争得不到党的领导，增加胜利的困难。”在送相关同志组建反日游击队时，他鼓励他们：“我们党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 他严于律己，对共产党员提出明确要求。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因为工作繁忙，有的同志提出八小时工作制问题。他严肃地指出：“注意劳逸结合是对的，但在革命还未取得胜利的时候，万万不能在共产党机关内提倡八小时工作制。共产党员向党提出这种要求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他始终服从党的需要，从不考虑职务高低、个人得失，即使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他仍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和担当。缅怀罗登贤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为毕生追求，投身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
缅怀罗登贤同志，一定要学习和传承他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罗登贤同志在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善于根据客观实际制定方针策略。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期间，他坚持从东北革命实际出发，深入分析东北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敌我力量对比，提出积极整顿党的组织，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建立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他善于抓住社会运动的主要矛盾。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他强调，“应当怎样捉住斗争的中心与注意到各个斗争的联系。捉住中心斗争，注意中心工作，并有计划地去做。”在领导东北抗日过程中，他清醒认识到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把“发动满洲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作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中心任务，牢牢把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他注意根据客观实际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在指导上海总工联准备武装暴动时，他指出：“目前处在革命低潮时期，在城市不宜搞武装暴动……应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注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他指出：“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行动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从实际工作中去提高。”领导开展工人运动过程中，他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改正幻想大斗争轻视小斗争的错误观念，工作既然尚未开展，则惟有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发动小的斗争、取得小的胜利，才能够扩大群众的战线。”他所提出的这个策略，就是当时工人运动实践的产物。缅怀罗登贤同志，就要学习他求真务实、勇于开拓的优良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提出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工作举措。要坚持守正创新，把中央决策部署与吉林实际紧密结合，准确把握振兴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务实作风和扎实举措推动吉林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突破。
缅怀罗登贤同志，一定要学习和传承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宝贵品质。罗登贤同志既是无畏的革命战士，也是讲究斗争策略的卓越领导者，展现了高超的革命智慧与斗争艺术。他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年纪很小时就萌发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在香港太古船厂做工时，一个新徒工遭到工头的毒打，年仅十几岁的罗登贤就挺身而出，对工头说：“你不要打他，活儿做坏了是我的过失，我告诉错了，该打该罚由我承担！”结果，他也挨了工头的打骂，但是保护了新徒工免遭开除。罗登贤的这个举动，使工友们深受感动。童年的困苦和做工的艰辛，使他饱尝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之苦，磨砺了坚强的意志和勇于斗争的精神。面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他充满必胜信心，断言东三省不会被灭亡，他说：“党内不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表达了坚定不移、抗争到底的决心。从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到东北抗日斗争，再到英勇就义，罗登贤同志的一生是始终为着国家和民族利益与各方面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一生。同时，他也善于开展斗争。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中，他较早认识到工人斗争“应采用新的战术，不一定限定罢工，怠工”，应“与农民一致团结由斗争到暴动，在斗争中要有艺术的组织”，并注意“与农村斗争相配合”，体现了其远见卓识。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中，他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争取和团结抗日力量，根据各支东北义勇军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与他们加强联系；将党的政治工作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注重在抗日武装中建立党的领导；依托东北广阔的地理空间，开展游击斗争。缅怀罗登贤同志，就要学习他敢于亮剑的斗争精神、智勇兼备的斗争艺术。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既要发扬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勇于直面风险挑战，又要坚持战略思维，把握事物规律，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斗争成效。要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不断提升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水平，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缅怀罗登贤同志，一定要学习和传承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根本立场。罗登贤同志始终相信群众的力量，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始终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革命实践全过程。他对人民群众充满深厚感情。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时，他激昂地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的人民不被蹂躏。”他注重发动人民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游击队是武装斗争的前锋，群众是游击队的基础，把游击队同群众斗争配合起来，才能开辟游击区域与加强和扩大游击队。”通过广泛开展抗日宣传，东北各阶层群众反日情绪极其高涨，纷纷支持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反日游击队的创建与发展，是党和群众鱼水相依、生死与共的生动体现。他善于总结群众工作规律。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他指出：“我们便要从群众中抓出更小的要求，乃至于小到只值一文钱都是好的。我们可以借这只值一文钱的问题去接近群众，推动群众，影响群众，以至于组织群众，以至于由这只值一文钱的行动进步到比值一文钱大些的斗争。”这些论述，时至今日仍然让人深受启迪。缅怀罗登贤同志，就要学习他“共产党员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的坚定立场，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凝聚群众智慧力量，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缅怀罗登贤同志，一定要学习和传承他为党奉献、至死不渝的革命气节。罗登贤同志用生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与崇高境界。他一生三次被捕，经受住了各种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他无比豪迈地说：“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我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将永远忠于国家民族和无产阶级，他们能打我，决不能屈服我。”“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我决定以我的生命献给革命，甚么也不能动摇我。”在国民党的“伪法庭”上，罗登贤同志痛斥“审判”他的法官：“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英勇就义前，他大义凛然地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这些都展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浩然正气。他的牺牲重于泰山，他的气节光耀千秋，激励着一代代后来者奋勇前行。为了党的事业，罗登贤同志奉献了自己的一切。1932年10月，罗登贤同志的夫人周秀珠在哈尔滨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民。为了不影响工作，孩子出生还不到百天，他们就忍痛把他送到香港姑姑家抚养。从此罗登贤再也没有见过儿子。周秀珠同志一直坚持革命工作，她再见到自己的儿子已是在17年之后。为了纪念罗登贤同志，战友冯仲云为自己的长女取名为“冯忆罗”，“罗”就是指罗登贤。狱友陶铸奋笔写下一首狱中诗，其中两句是：“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诗中的“施罗”，“施”是指施义（邓中夏同志化名），“罗”就是指罗登贤。缅怀罗登贤同志，就要学习他这种“以生命献给革命，什么也不能动摇”的革命气节，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永远信党爱党为党，守初心、担使命，把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对先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激励全省人民团结奋斗、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强大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罗登贤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