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新修缮的王大珩故居前，一尊塑像静静伫立，身姿风骨凛然，老人目光悠远地望向天际，仿佛一生都在追寻那束照亮家国的光学之光。

王大珩出生于1915年，“珩”既指温润美玉，亦代指精密的光学加工工艺，冥冥之中，便注定了他与光学相伴一生的缘分。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深知，核心技术握在别人手中，国家便永远抬不起头，于是1938年他远赴英国深造。当发现光学玻璃这一关键材料被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桎梏时，他毅然割舍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躬身走进企业车间。没有专属学习渠道，他便凝神观察、反复试验、默默记录，在异国他乡的方寸实验室里，一点点啃下核心技术硬骨头，只待学成归国，为国解忧。

1948年，王大珩踏上故土，彼时国内光学领域近乎一片空白。1951年，临危受命的他奔赴长春，牵头筹建仪器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前身），整个项目的启动资金，仅仅是1400万斤小米，缺厂房、缺设备、缺技术，一切都要从零破土。

没有任何怨言，王大珩身先士卒，住简陋平房，吃粗茶淡饭，和全体科研人员并肩奋战在一线，寒来暑往，日夜攻关。终于，1953年冬，第一炉光学玻璃顺利熔制，彻底终结了中国不能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

此后数年间，他带领团队乘势而上，接连研制出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等“八大件、一个汤”，填补国内多项技术空白。长春稳稳扎根，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

科研拓路之外，王大珩始终心系人才培养，坚信光学事业的未来，在于一代代后继之人——漫步在长春理工大学校园，另一尊王大珩的塑像静静矗立着，微风拂过，树叶沙沙，像是在轻声诉说他与这所学府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情。

1958年，王大珩亲手创办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理工大学前身），担任首任院长，并开创性提出“突出光学特色”与“两个三结合”办学理念，推动教学、科研、生产深度融合，让学子走出书本、扎根实践。

建校初期，条件异常艰苦，寒冬腊月的教室没有暖气，他便笑着带领学生搓手跺脚、活动身躯，用暖意驱散寒意，课堂上依旧书声琅琅。得知学校藏书匮乏，他毫不犹豫捐出3千余册私人藏书，晚年又拿出奖金设立奖学基金，激励青年学子逐梦前行。即便离任院长一职，王大珩依旧时时牵挂校园发展，数次提笔题词寄语，殷殷嘱托萦绕在一代代长理人耳畔，为祖国光学事业培育出满园桃李。

在众多学生里，蒋筑英是承袭这份追光理想、践行报国初心最具代表性的一人。

长春光机所实验室，一枚饱经岁月打磨的镜头现在依然在无声运转，它便是1965年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的“眼睛”。六十余载岁月流转，新一代检测设备几经迭代更新，可这枚老旧镜头从未被闲置，它的数据精准如初，至今仍是设备校准的标准器件。

方寸镜身，藏着一段荡气回肠的奋斗故事。

1962年，蒋筑英慕名来到长春，拜入王大珩门下。彼时，光学传递函数技术是衡量光学仪器精度的“火眼金睛”，属于国际前沿领域，国内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王大珩看准蒋筑英踏实肯干、聪慧坚毅的品性，便将这份沉甸甸的攻坚使命交到他手中。这不仅是一次学业的传承，更是两代追光人之间，一场关于理想与担当的接力。

接过重任的蒋筑英，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日夜与仪器、公式、文献为伴；为读懂海量外文资料，他争分夺秒攻克多门外语；数百个日夜晨昏交替，焊枪烫红了手掌，演算草稿堆积如山，可他眼中的光芒从未黯淡。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1965年，搭载着这枚核心镜头的测量装置成功问世，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凭借这套设备，蒋筑英后来还精准查出进口光学器材的质量漏洞，拿出翔实依据助力国家成功索赔，以过硬本领守护国家利益。此外，面对国内彩色电视画面色彩失真的难题，他又挑灯夜战、反复推演，攻克彩色复原技术难关，让千家万户的荧屏重现真实色彩。

潜心科研的蒋筑英，一生淡泊名利，心怀温良。所里多次提议为他晋升职称，他屡屡推让，总说自己仍需磨炼；单位分配宽敞新居，他念及旁人居住窘迫，主动婉言谢绝；与人合作撰写论文，他坚持把署名让给并肩奋斗的伙伴；两次踏出国门进修，他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外汇悉数用来采购科研器材带回所里。清贫的生活从未磨去他的风骨，他常常告诫子女：“少年有志不比家”，教导孩子勤学向善、自立自强。

可长年连轴转的超负荷工作，也一点点透支着他的健康。1982年6月，蒋筑英赴成都执行任务，连日奔波劳累突发多种疾病，15日晚，这位一生追光、一心报国的光学专家，永远停下了脚步，年仅43岁。噩耗传来，恩师王大珩悲痛难抑，老泪纵横，惋惜这位栋梁之材英年早逝。

如今，两座塑像，跨越时空，凝望着这片孕育了中国光学事业希望的沃土；实验室里，老镜头依旧恪尽职守，校准着新时代的精密仪器；菁菁校园中，年轻学子目光灼灼，循着前辈的足迹，奔赴属于自己的追光之旅。

一束光点亮另一束光，这场跨越岁月的追光之旅，仍在白山松水间，稳步向前，未有终点。前路漫漫，亦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