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元宵节吃不到元宵是挺寻常的事。

我们那儿是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沟，不产糯米，也不出产白糖，过正月十五从县城里买两斤元宵的，算是经济条件不错的人家。

记得那年正月里，轮到父亲他们小组四人给生产队往县里粮库送公粮。为了在粮库职工上班之前赶到，有时半夜就得起身，经过排队、验粮、过秤、领票、入库相关环节，当空荡荡的马车驶出县粮库时，早已过了晌午。父亲他们小组四人连续送公粮一周，当时生产队补助规定：每人每天送公粮补助三毛钱。与其说是补助，莫不如说是午饭钱。这一周，四人中谁也没有在城里吃过一次午饭。

这不，明天就是元宵节，马车暂时停在大车店里，父亲他们四人各自去商店里买元宵去了，父亲一下子买了四斤散装五仁元宵。买完后，父亲和另外三人坐上郭姨父赶着的马车回到了生产队。

正月十五早上，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四斤五仁元宵放到锅里煮熟，先给祖父和父亲各盛上热气腾腾的一大碗，说：“趁热吃了，凉了元宵馅凝上就不鲜了。”祖父边吃边称赞道：“这元宵好啊！皮儿薄馅儿多，味道正宗，太好吃了！”父亲在一旁不时应和着。

当母亲给我们五个孩子的元宵端上桌子时，那滴溜滚圆的元宵，飘着糯米淡淡的清香，看得我们垂涎欲滴了。急不可待地用汤勺舀起来就往嘴里送，母亲见状急忙叮嘱：“别急，慢点儿，别让热汤烫着啊！”

吃上一口五仁元宵，我顿时感觉嫩滑柔软，满嘴余香，回味悠长。

母亲怕不够吃，不时地把自己那碗元宵夹给大家。母亲总是这样，顾公爹，顾丈夫，顾孩子，除非东西足够多，才舍得吃一口。

小时候，故乡的元宵节要数扭秧歌最出彩儿。正月十五上午，秧歌队来到我们生产小队的大院子里，四周早已站满了看秧歌的乡亲们。走在最前面的秧歌队队长，是大队民兵连长卢叔叔。他身材高大，极为认真，指挥大家扭秧歌。男女各站一列，只见他右手一落，打鼓拍镲敲锣一响，唢呐一吹，伞头一扭，两纵队的秧歌队员踩着锣鼓点，迈着小碎步，颤巍巍地扭起来。他们头上的服饰颤动起来，像傲然盛开的梅花，如含苞待放的荷花，似争奇斗艳的牡丹，令人眼花缭乱。

锣鼓镲唢呐不时变换着节奏，秧歌队扭出新花样，将秧歌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紧接着是划着彩色“旱船”，赶着“毛驴”的演员表演，那淳朴奔放的演绎，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黑土地上，扭出了盎然的春意，引来乡亲们啧啧赞叹，不禁拍手叫好。很多小孩儿被热闹的氛围所感染，跟随在秧歌队后面，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

对孩童来讲，元宵节自然少不了闹花灯。那年月很少见到各种式样的花灯，小孩儿都是制作简易的罐头瓶灯笼欢度元宵节。当然，罐头瓶也不是随便用来做灯笼的，家里仅有的几个罐头瓶，父母还要用它们装粉面子、咸菜等。小孩子要是得到个罐头瓶就像获得珍宝似的，高兴得直拍手。直到今天，我清晰地记得做红灯笼的情景：首先把能插上蜡烛的萝卜底座放进罐头瓶里；然后用麻绳或者细铁丝绑在瓶脖儿的凹陷处；上边拽出线，用一根漂亮结实的小木棍挑着；最后在罐头瓶里面放上一小截的红蜡烛，这样一个罐头瓶灯笼就做成了。

天黑后，母亲让我拎着罐头瓶灯笼在屋里屋外、炕上炕下，尤其是旮旯处，都照一照。我一边照，母亲一边念叨：“正月十五照一照，老鼠长虫（蛇）都上吊。金灯银灯，老鼠长虫（蛇）灭干净，保我全家得安宁。”原来，罐头瓶灯笼照的作用是祈求家里无灾无害。

夜里漫长，除了老人早早睡觉外，小孩子们提着罐头瓶灯笼都出来玩儿。他们从东家走到西家，从你家走到我家，说话声、欢笑声、唱歌声、嬉闹声不断，乡间道路上到处都是流动的光线，甚是壮观。

如今的元宵节，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及意义。那千家万户红红的福字，红红的对联，书写着年的吉祥，春的灿烂；百货商场红红的灯谜，红红的灯笼，洋溢着年的热闹，春的浪漫……

元宵节是年的尾声，但何尝不是又一个红火璀璨龙年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