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黄昏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丝毫没感觉到不同。它用西斜的太阳带偏了整条巷子的知了，那潮热的歌声无韵无调，却让我记住了，蝉的夏日，是一场跑调的高亢。

住在一楼的我们家，大门朝里面敞开着。铁板漉进了炒菜做饭的蒸汽，四周泛出温暖的锈色。这颜色在我眼中是别致的，和祖母的皱纹一样，被我看作安详的岁月。大门旁边竖着不大的一块匾，白底，写有四个黑字：业余门诊。匾用一块老榆木做成，有着我喜欢的天然粗糙的纹理。

那是1981年，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父亲想承包医院，被母亲阻止了，为了让妻子逐渐接受自己的观念，父亲决定先把家里变成业余门诊。这个门诊是非营利性的，类似于慈善机构。父亲说，附近邻居、包括拾荒和乞讨的，有个小伤小病也就不用跑去医院了。母亲听到“一概不收费”，马上精神抖擞笑靥如花，只用了一个晚上，便把家里弄出一块医疗角。这个一平方米见方的角落，即便在黑暗中也是肃然白净的。

每到全家人坐在圆桌旁吃晚饭，医疗角便会用屏风围上。我亲手做的纸壳吊牌在屏风上摇晃，上面写着：闲人勿进。

几个月后，那个夏日的黄昏轻轻撩起我家薄薄的门帘，送来一个急需就医的患者。当时除了祖父没在家，其余六口围着地中间的大圆桌，吃着我已经想不起内容的晚饭。

“请问，医生在吗？”问话的是个瘦小的男人，衣衫褴褛，脸色蜡黄。

“我就是。”对面的父亲站了起来。他和瘦小男人之间隔着一张圆桌面。我注意到父亲的眼睛睁大了，黑黑的瞳仁像幽深的湖水。

“打扰了，我走错门了。”来人突然语无伦次，这让我不由得回身仔细打量着他。他的右胳膊脱了臼一样无力地垂落着，那是一只饱蘸了鲜血的胳膊。就在他站立之处，他的血如同受到蝉鸣的撺掇，顺着地板缝求生一般用力爬着。夕照为这一切镀上金色的边框，那边框也跟随液体一起流淌。

“请留步！”在来人即将迈出大门的一瞬，父亲大步走过来并把他拦住了。父亲说，伤口太大，必须马上处置，语气不容商量。那只血胳膊又返回了屋里。饭菜和碗筷一起静默下来，家里那会儿味道太重了。

这场处置耗时很久，天色擦黑，那只缝了针的胳膊才缠上了洁白的纱布。地上是大量医用脱脂棉、纱布和血迹，父亲送患者的空当，母亲边收拾，边后悔起开这个门诊：“没法过日子了，我得把牌子摘了。”她说得信誓旦旦，却没碰门口的牌匾一下。父亲回来仔细清洗了双手，没坐回饭桌，径直站在了窗前。点着一支烟，他看着远方天地间仅剩的那抹酡红。

父亲不坐回来，晚饭就没法继续吃。这是家里的规矩。可他没有坐回来的意思，祖母、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个，只能枯等着。

“你们猜，刚才来的，是何许人也？”一支烟尽，父亲转过身，徐徐问道。他黑黑的瞳仁又一次让我想到幽深的湖水。

“难道是某某？”我灵光乍现一般，脱口而出。

“正是他。”父亲说完，小我一岁的妹妹倏地弹了起来，一双脚连踱带蹦，问父亲，为什么不早说？我要打他！爸爸你为什么不打他还要救他？

到妹妹喊累了，屋外的蝉鸣也沉寂了下来，父亲才再次开口了。

“命运已经惩罚了他，他已落魄至此。小二，你长大不是要当医生吗？当医生就要救人命，不管谁的命，都要一视同仁。”

妹妹抽泣着，哭了。祖母、母亲和我，也默默淌着泪。

父亲当天救治的，是一个拾荒时被碎玻璃瓶刺穿了胳膊的中年人。十五年前就是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打折了我祖父的腿，又在我父亲身上，用烟头烙下一百个疤痕。可是十五年后，命运竟然这样安排了他和我们一家人的重逢。

那个潮热的夏日的傍晚，父亲用夕阳染红的慈悲，为幼小的女儿们，烙上了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