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画面，常常在我眼前浮现，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那是夏日的午后，天上的云彩绚丽多姿，山谷里的风温暖轻柔。云挽着风，风牵着云，伸出绵软的十指，深情地抚摸着炊烟袅袅的小村落。在云淡风轻的抚慰里，我们兄弟姐妹在父亲母亲跟前绕来绕去，一起欢欢喜喜、蹦蹦跳跳地做游戏……

小时候，有趣的游戏，有趣的画面很多很多。夏日里，在河边用小石头打水漂，在没及膝盖的浅浅的河里打水仗；秋天里，在小树林里玩捉迷藏；冬天的时候，在山坡上堆雪人、滑冰车、打雪仗。凡此种种，都极其热闹、有趣。而以女孩子为主的游戏，有跳皮筋、踢毽子、丢手绢、“老鹰捉小鸡”和歘嘎啦哈等等。

我和二弟也喜欢跳皮筋的游戏。虽然我们是男孩子，但因为对皮筋的超级热爱，我俩常常心甘情愿地扯皮筋。三姐和她的女伴一个组合，四妹和邻家小妹一个组合，老妹和邻家女孩一个组合。三姐组合边跳边唱，她们的声音很清脆——“小花猫上学校，老师讲课它睡觉。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你说可笑不可笑。”“橡皮筋，脚上绕，绕在脚上跳呀跳。像大雁，像小鸟，先跳低来后跳高。”两组动作跳得娴熟、完美。

四妹组合也是边跳边唱，声音略微纤细一些，因为邻家小妹的一个小失误，第一轮失去了跳第二组动作的机会。四妹和邻家小妹脸上满是遗憾。

轮到老妹组合跳，她们又换了儿歌，声音显得有些稚嫩——“小河流水哗啦啦，我和姐姐去采花。姐姐采了一大把，我只采了一朵花。姐姐得了大红花，我只得了金娃娃。花，花，马莲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就开花。”“小汽车，滴滴滴，马莲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两组动作跳得小心翼翼，虽有瑕疵，却没有出错。

往往就是在她们比得难分高下的时候，我和二弟开始“耍心眼”：“累了，累了，不跳了，不跳了！”二弟抗议，我附和着。三姐说：“给你俩每人一个‘田字格’，每人一个‘大算草’，好吧？”二弟说：“不干！”我说：“我想和三姐换文具盒，三姐的文具盒图案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游戏都是简单、简朴和简陋的。除了男孩子玩的冰车算是个稍大一点的“物件”，女孩子玩的皮筋、毽子、小手绢、嘎啦哈是稍小一点的“物件”，其他的游戏基本就不需要借助什么物件或者玩具了。

有一个游戏是男孩子、女孩子皆大欢喜的项目，且不需要玩具和物件——那就是在刚刚糊上墙的报纸上找标题。报纸一上墙，每个人都是要站在报纸前阅读一番的。阅读各种名头的报纸犹如畅游知识的海洋，那里面的学问是学也学不完的。读过两三天之后，我们便开始琢磨起报纸来。“捉迷藏”是找人，在报纸上找标题是不是和“捉迷藏”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怎么玩呢？开始的时候按照年龄轮流坐庄当“老师”，“老师”自然是负责出题的人。可老按照年龄也不行，那不公平呢，后来干脆就“石头剪刀布”。

时间上怎么定？出题的时间，要在一分钟之内给出来，每人每次可以出三道题。答题的时间呢？五分钟之内必须找到！二姐给出了游戏规则。要是五分钟之后没有答出题来，出题者继续出题，也就是继续当“老师”。标题被找到三分之二，出题“老师”下课，换下一任“老师”上场。

而找标题也衬托出你对哪一种知识的偏好和喜爱，你想出一道什么样的题目，报纸都是不求回报地慷慨馈赠，各种题目千奇百怪，任由你在那缤纷多彩的世界里挑选就是。当我以“老师”的身份给兄弟姐妹出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浑身透着光芒。而这报纸仿佛就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大自然，花草葳蕤，万物繁茂。轮到我出题了，恰巧在搜寻中发现了自己喜欢的内容，看着看着竟然忘记了出题目。我甚是辛苦地仰着脸，想把棚顶的那篇文章读完。二姐急促地催我，“快点出题目啊！”我回：“我还没想好呢！”

我假模假样、聚精会神地盯住那么三两张报纸，目的只是为了实施声东击西的战术。诶，有了！

转过身，在过足了当老师的瘾后，我开始转入正题：“‘我国第一台银河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取得圆满成功’‘大地’这三个标题在哪儿？”前两个标题很快被找到，第三个标题却迟迟不肯露面。后来我虽然由出题者变成了答题者，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找到的那一个标题，心里还有些小得意。

二弟有样学样，轮到他出题，他也要求要像老师上课一样，有个像样的仪式，结果被二姐否决。“你就别整景了，再不出题，换人了啊！”

父亲母亲也特别喜欢这个游戏。是不是他们认为搜索和寻找标题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呢？反正，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俩都是举双手赞成的。不仅如此，父亲有时候还会不自觉地参与进来，且不单单是参与进来，少言寡语的他，有时甚至会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而坐在一旁不识字的母亲，脸上始终绽放着盈盈的笑容，一边娴熟地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还忍不住忙里偷闲偶尔观战。

红尘滚滚，滚滚红尘。

往事像被植入大脑深层的芯片。那些渐行渐远的儿时游戏，永远被存储，被珍藏，且在记忆里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