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了。都说时间是治疗悲伤的良药，可于我而言，却谈不上良药。三个月了，母亲的音容没有一天不萦绕在脑海里，时不时还会和母亲在梦中见面，甚至在梦中嗔怪母亲怎么就和我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梦一醒，悲伤依旧，思念依旧。母亲以97岁高龄辞世，按世俗来说是喜丧，所谓“喜”应该是指不再拖累已不年轻的子女，不矫情地说，这个说法没什么不对，可是在精神上，对于从有记忆起就对母亲有着深沉感情的儿女来说，这个“喜”字实在用得亵渎了些。

那天，母亲即将入土安葬之际，我摸着母亲冰冷的脸，终于意识到：此刻过后，真的就再也见不到从来到世上就陪伴我的母亲了，撕裂般的悲痛满溢于心，久久不去。

母亲原本生活在农村，在有了大哥、二哥几年后，随着父亲进城工作而搬家来到县城，之后陆续有了姐姐、我和弟弟。进城后，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家里日常生活几乎都是母亲操持，连户口本上的户主一栏都是母亲的名字。父亲参加革命较早，工资比普通干部和工人要高一些，但父亲是长子，叔叔和姑姑的婚事、奶奶从病重到去世，这些事情在上世纪60年代连成了一串，所以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母亲是通过临时工积极踏实肯干转正成了国营职工，我从来就没见母亲请过什么病假、事假，哪怕发高烧、浑身寒战时也还是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而母亲在家里的那种操劳，今天的人不要说做，怕是连想象都难了。

就说一件事吧。1967年，爸爸还在外地任职，两个哥哥因事走不开身。买秋菜的时候到了，那年代家家都是靠着足量而便宜的大白菜维持一整个冬天。别人家往往会是两个甚至更多有干活能力的人来做这事而且早早就完成了，母亲却只能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一个人用手推车拉着5岁的我去郊外菜地买大白菜。母亲带着我，是因为我虽小，坐在车上却能起到看管作用，不会有人为了偷车而把小孩拉走的。天已渐黑，上了一天班的母亲忙着装好车，拉着满满一车白菜走在不怎么平坦的土路上，车上的我坐在白菜上面。母亲肩上挎着背带，躬身艰难行走的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今天，我都在懊悔自己的少不更事——为什么不下来帮母亲推一下？哪怕下车走在地上也能为母亲减轻点负担呀！要是再大几岁该有多好！秋天，天黑得也快，到家时已是户户点灯，唯独我家没电，姐姐抱着饿得哭闹不止的弟弟在门口着急地盼着我们，姐姐那时才8岁，能看护着家和弟弟已不是今天的同龄孩子做得出的了，哪里还会生火做饭呢？饭点早就过了，满屋都是黑暗冰凉，母亲打开灯，疲惫地靠坐在炕沿边上，叫姐姐拿上一只大碗说：“去你张婶家借点面吧，做点疙瘩汤。”疙瘩汤做好了，我们都大口小口地喝个不停，母亲却靠坐在那儿，可能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1971年，父亲落实政策回到县城工作，两个哥哥都当兵在外。父母的工资负担着家里的五口人，细粮油水明显增多了，甚至有成堆儿的鸡蛋偶尔可见。可是，不测风云让人猝不及防，好日子转眼就没了，1974年父亲因心梗去世，46岁的母亲不得不面对着天塌般的局面。家里的经济状况随着父亲的离世断崖式下降，靠着母亲的工资和组织给我们三个的未成年子女生活费，母亲又踏上了艰难的漫漫长路，支撑她的是一个信念——把我们都抚养长大。

母亲没念过书，几乎不识字，就连“孙会文”的名字还是婚后父亲起的。但受娘家和父亲后来的影响，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视。母亲对于我们在学校的一切事项都是无条件支持，新学期的学费，母亲一定会提前备好，哪怕是借，我们家的孩子也永远都是最早交学费的那一批。我们也确实都没让母亲失望，自1977年恢复高考就陆续离家读书，直到1990年弟弟硕士毕业才结束了我们这一辈人的校园生活。

母亲年轻时曾有人给算过命，结语是命好，而且是越到晚年越好，这个说法我很早就知道。父亲去世时，母亲觉得这命算得简直是扯，中年丧夫还怎么命好呢？母亲晚年时，提起这事时常说“原来后半句还挺准的”。母亲性格中让我最敬佩的是坚韧，印象里没怎么听母亲说到“我”这个字，诸如“我累了”“我不舒服了”这类话，她对自己似乎有意无意在忽视。母亲的晚年，我们经常陪母亲出行，“北上广”不必说，90岁那年还去了一趟港澳。

母亲从娘家继承了长寿基因，在我们家族中寿命最长，晚年时常流露出寂寞的话语。除了尽可能地陪伴外，我宽慰她：“长寿嘛，同辈自然越来越少，好在您身体好。”我一直很有信心母亲可以成为百岁寿星，无奈，从轮椅到卧床，多次的住院还是未能留住离100岁已越来越近的母亲。

母亲92岁时记忆开始减退，从说话条理不清到忘记熟人，我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不敢相信有一天母亲会不认识我。去年起，母亲逐渐叫不出我的名字了，语言功能也丧失了，但眼神里看得出分明是认识我的。每次坐在母亲身边和她搭着话，虽然得不到什么回复，但我心里还是很踏实的——我还有母亲在呢，我是有根的！那天，母亲的心电图变成平直后，我一直抚摸着母亲由温暖而逐渐变凉的脸庞，我不敢面对的事终归还是成了事实。是的，母亲来过，在我的世界如水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