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到扶余华侨农场第五生产大队参加劳动。在中学语文老师朱光雪的指导下，我创作了小小说《五十分》。1978年6月24号，我心怀忐忑，将这篇1000多字的作品，寄给了吉林日报社的《红色社员报》。

小小说情节简单，讲的是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孙木匠干活效率大增，书记要奖他50个工分，他起初拒收后被说服收下的故事。

一天，我经过大队办公室，出纳员从窗户探出头喊：“杨春生，信，你来信了！”

“哪里来的？”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怦怦乱跳。

出纳员低头看了一眼，说：“报社！”

“报社，莫不是我的……发表啦？”

我紧张得结结巴巴、自言自语，忙接过鼓鼓囊囊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撕开，展开里面的报纸——《五十分》和我的名字赫然在目！

这事儿很快在大队和农场传开了。

那时，我在大队当农业技术员。一天早晨，我刚给谷子打完农药，正在家门口换洗沾满农药的衣服时，出纳员站在大门外，边敲铁门边喊：“场部来电话，让你一会儿去一趟场部。”

我匆匆脱下沾满农药的衣服，换上干净衣服，骑上自行车往场部赶。

站在场部吴科长办公室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随着一声“请进”，我应声推开虚掩的门。

吴科长让我坐，我浑身还散发着浓重的农药味，便站着回答了关于学历、年龄、工作的提问。聊着聊着，我猛然瞥见他办公桌上摊着的，正是发表我小说的那张报纸。我想，吴科长让我来，一定与这篇小小说有关。

“这篇小小说是你写的？”吴科长用欣赏的目光看了我片刻，拍着报纸赞许道：“文笔精彩，不错！”

十多天后，大队书记让我去场部开调令，到农场中学报到。就这样，我从整日与农药、田垄为伴的农工，成了握粉笔、站讲台的人民教师，命运轨迹悄然转向。后来，听吴科长说，曾有位早毕业的高才生质疑：“都是高中生，为啥让他当老师？”吴科长回：“你能在省报发表小说，我也让你去。”

那篇《五十分》就像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我人生的另一扇门。正是那次投稿，让我坚信文字的价值，笔耕不辍至今——已在《吉林日报》《海内与海外》等报刊发表作品150多篇……

往事悠悠，《吉林日报》给了我一束人生的光。生命如花，即便花期已过，芬芳仍在，提醒我每一分坚持与热爱，都可能在未来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