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李辉英、穆木天、骆宾基等吉林作家，以及广大抗联将士，有感于国家民族危机，纷纷投入反帝抗战的创作洪流，在中华全民族抗战文学的多声部中，发出了吉林抗战文学的宏大声响。

伪满洲国以长春为殖民统治中心的历史背景、吉林抗战作家“流亡+在地”的写作状态、东北抗联以吉林为重要活动区域的军事史实、吉林文学传统中的黑土地情怀，共同形塑了吉林抗战文学，使其呈现出独特的样貌和丰沛的力量，为中华全民族抗战文学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中心。这极大刺激了吉林作家李辉英。早在1932年，他便创作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首部长篇抗战小说《万宝山》，率先奏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序曲。

吉林抗战文学主要包括流亡作家、沦陷区作家和抗联将士三类创作主体。其创作分别发生于国统区、沦陷区和抗联游击区，对应流亡时空、殖民地时空和反殖民时空。复杂的创作时空，使其抗战写作显出自由和压抑并存、释放与节制共在的特殊样态，充实、丰富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种类。

吉林抗战文学的创作主体身份亦显复杂。创作者不仅包括作家，还包括抗联将士。某些作家不单以笔抗战，还实地参战。如骆宾基曾加入青年防护团，甚至参加抗战别动队。作家和非作家联合抗战，作者以笔抗战和亲身实战，充分诠释了吉林抗战文学的民间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

吉林抗战文学还表现出深挚的黑土地情结。黑土地是滋养生命的绝佳土壤，是吉林突出的地理形貌。黑土地认同已渗透至吉林人的血液，成为其身份认同的坚实组成。作为生长于吉林黑土地的代表作家，李辉英的黑土地情结异常深挚。侯北人曾在《念李辉英兄》一文中记述这样的场景：“当我乘船离开海岛的那天夜里，他在码头上默默地交给我一包东西，说是留为纪念，待后来我打开时，我才知道那是一包土，一包黑色的土。在舱房中的暗淡灯光下，我面对着这礼物，我几乎流下泪来。”正是这强烈的黑土地情结，让辉英写下以松花江命名的抗战名篇《松花江上》，创作出《还乡记》《小白山》等怀恋吉林黑土地的深情篇章。其通过乡情抒发强化祖国认同，黑土地认同经由转化与升华，成为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

穆木天也深爱着吉林黑土地。战争使诗人流徙南国，但时空阻隔并未削弱其黑土地牵念。《月夜渡湘江》中，湘江的苍茫使他想起长白山；湘江的忧郁仿佛使其看到松花江的身影。故乡地标总是复刻在诗人的他乡书写中，演绎了独属于诗人的乡愁。这些乡愁诗，虽无明显的抗战笔触，但乡愁牵动的国难记忆，都会明显关联到国家民族意识，从而成为更具情感深度和象征意义的抗战诗歌。

吉林作家的黑土地情结之所以如此深挚，与其流徙经历密不可分。流徙制造了“非在场”的他者视角和深远的时空距离，从而强化了意欲“在场”的“黑土地渴望”。黑土地文化的内守性、沉实性与浑厚性，也烙印在吉林抗战文学的诗性表达中，增强了吉林抗战文学的淳然与隽永品格。

吉林抗战文学作为中华全民族抗战文学的宏亮声部，凭借奋力奏响抗战文学的序曲、异质时空的多维写作、高度的实践主体性和积极的民间参与性、强烈的黑土地文化认同，为中国抗战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