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不同于传统西方文化经济学植根于资本主义逐利逻辑并以可量化的经济贡献为首要价值标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关注人、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在这一全新理论框架下，传承与激活中华文化中深厚的“人文基因”，将其转化为族群文化资源，成为实现族群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族群文化产业的概念生成

学界对族群文化产业关注较少，已有研究呈现两种倾向：一是将族群文化产业简化为“地域+文化产业化”，其功利导向易导致文化开发趋于肤浅化、同质化，形成依赖外部市场、缺乏内生动力且难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二是将族群文化产业理解为“族群文化+产业化经营”，关注族群文化的符号资源转化和族群社会资本向商业竞争优势转化的可能。族群文化产业在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既通过认同经济强化了群体内在凝聚力，也借助情感经济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并以积累的经济资本进一步反哺文化保护、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形成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关注人、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这为族群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全新理论框架。一方面，应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立足点，超越传统文化产业思维定式与价值取向，将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等要素深度嵌入经济活动研究全过程；另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族群文化资本的独特价值，将其作为意义系统塑造经济伦理、作为直接劳动对象参与经济活动。

族群文化产业的发展逻辑

文化资本是族群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厚底蕴。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凭借专业知识、技能与审美判断力，深刻影响文化资源的识别、评价与开发方向。族群文化资本既包括族群个体所具有的素质能力等具身化文化资本，又包括房屋、饮食、服饰等拥有客体化外表的客观化文化资本，还包含法律、身份、情感认同等因素的制度化文化资本等。

经济伦理是族群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族群在长期经济实践中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神与伦理传统，能够为产业运行提供深层价值秩序与意义支撑。如“闯关东”过程中孕育的“闯关东精神”，不仅促进了满汉文化交融，形成了具有开拓、开放与兼容性的移民文化，更推动了区域多元经济形态的形成。由此可见，经济伦理是族群文化产业的价值引导和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内生调节机制。

社会价值是族群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归属。人文经济学视野中，族群文化产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更是一种“意义生产”实践，其发展始终与社会结构维系、共同体情感凝聚及文化多样性存续紧密相连。它通过仪式展演、工艺复兴、叙事传播，强化族群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成为承载文化传播与民族团结、世界和平的重要载体。

族群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创新转化，激活族群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生命力。人文经济学强调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应通过创造性诠释、技术融合与场景重构，使族群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社会重获表达力、传播力与生命力。强化形式再造与媒介拓展，运用现代设计、数字技术、跨媒介叙事等手段，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提炼与再创造；加强内涵转化与意义延伸，保持文化精神内核前提下，赋予其适应现代价值观与社会需求的新功能与新语境。二者共同作用，使传统文化从“遗产”状态转化为“活态”资源，成为具有可持续生命力的文化资本。

加强制度建构，以伦理规范嵌入塑造族群文化产业良好生态。人文经济学强调统筹把握效率与公平这一核心关系。效率体现为资源优化配置、市场响应能力与产业规模效益提升；公平指向对文化主体性的尊重、利益共享机制与发展机会的平等。产业成长需构建蕴含人文关怀、保障文化主体性并促进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将伦理规范系统融入其中，使文化传承、社群福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制度安排，转化为产业运行的内在约束与价值导向。

促进网络协同，以社会资本深度整合凝聚族群文化产业发展合力。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网络协同，强调通过社会资本的激活与整合，将分散的文化资源、人力资本与市场要素有机联结，形成支撑族群文化产业发展的合力。应通过传统社会网络功能拓展与价值转化、跨界网络构建与生态链接相互促进，强化资源互补、知识共享与联合创新，进而拓展文化表达的媒介形式与传播渠道。

总体来说，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族群文化产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一场“人文+经济”的辩证实践。破解发展中面临的商业性与文化性失衡、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衔接不畅等问题，需超越将文化简单视作经济增长工具的思维，深入探寻以“人文基因”有机驱动、引领并规范族群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构建起以人文价值为内核、以经济运行为载体、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的良性循环机制。族群文化产业应坚定回归其“人文本质”，将其发展为一种深具中国特色、兼具认同经济与情感经济双重属性的人文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