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淬炼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与精神追求。中华传统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凝聚了数千年来中国先贤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思考，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伦理基础与价值观念，更为人类文明发展、探索共同价值、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渐增多。读好中华传统经典、用好中华传统智慧，是推动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途径。

中华传统经典中蕴含的“和而不同”文明观和相关文明准则能够为破解全球文明冲突提供哲学指引。《论语》有言，“君子和而不同”，提倡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构建和谐共生关系，可以为当今国际社会应对文明摩擦、推动包容交流奠定伦理基石；《论语》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思想作为普遍伦理准则，能够为平等对话和价值互鉴创造条件；《礼记》中“天下为公”的观点、《尚书》中“协和万邦”的理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秩序构想；《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维，可以启发各文明保持开放与创新姿态，通过自我调整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华传统经典是涌动着不朽智慧的思想源泉，其蕴含的思想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仅在当代中国被创造性转化为“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具体战略，更以深刻的包容性与前瞻性，指向一种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路径，为解决全球性困境提供超越单一文明视角的中国方案，有助于促使人类重新审视文明关系的本质，探索一条超越零和博弈、通往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文明之道。

中华传统经典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等生态理念能够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根本性的哲学思路。中华传统经典将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而非可供人无限切割、无度索取的客观对象。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并非超然于自然界的“万物之主”，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自然规律既是主体维系自身生存的内在律法，也是主体与客体交感相应的普遍规则。《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点奠定了中国古人尊重自然的内在伦理基础；儒家“仁民爱物”与“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思想将道德关怀由主体延伸至客体，倡导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方式；道家“道法自然”则强调遵循事物内在规律，避免人为过度干预的和谐发展思维。这些生态理念在当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生态治理智慧，并转化为系统的生态治理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传统经典不仅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哲学，更揭示了一条超越工业文明逻辑的发展路径，能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超越性的生态治理范式。

中华传统经典所倡导的和谐平衡等治理哲学能够为应对全球治理失衡提供深刻的思想资源。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形成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治理体系，在权力失衡、制度困境、伦理困境等不利因素影响下，面临着结构性失衡、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中华传统经典中，儒家主张的“中庸”思想，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强调中正平和、不偏不倚，为调和全球治理中的各种冲突提供了科学的治理标准；《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确立了以人民福祉为根本的价值导向，可以为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明确价值准绳；在治理手段上，儒家“礼法合治”所强调的道德教化与制度约束相辅相成，能够为构建刚柔并济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实践准则；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倡导尊重社会规律、减少不当干预，有助于防范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无序扩张。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思想，提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倡议，展现了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引领国际社会共同破解治理赤字、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远见与作为担当，彰显了中华传统经典中所蕴含的治理智慧对于系统性校正各类治理失衡，构建重和谐、尚平衡、固根本的治理框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