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年、长影建厂80周年的日子里，100万字的《长影往事三部曲》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为什么要写“长影往事”，而且还是“三部曲”呢？
长影，曾经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文化空间。在尚未开发旅游的年代，它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是最为神秘、最希望去参观的一个地方，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频次极高的电影厂。这便是长影的魅力所在。这种长期而广泛的关注，奠定了长影在中国电影史中的独特地位。
正因为如此，长影的80多年历史中，有太多值得被认真书写、系统呈现的内容。
我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进入长影工作，直至退休，亲历并见证了长影厂的多个历史阶段。1986年，应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之邀，我采访了浦克、王启民、尹升山、苏里、袁乃晨等多位老艺术家，相关文字陆续发表在政协文史资料中，成为后来研究“满映”、东影的重要史料来源。我也曾作为电影界唯一编委，参与长春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工作，东影史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写作三部曲的过程中，著名导演李前宽提出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设想。于是，我们一起采访多位东影老艺术家、老领导的后人，创作了再现这段历史的电影剧本《东方欲晓》。可惜的是，由于疫情突发、李导病逝，这部作品未能搬上银幕，留下了诸多遗憾。
我先后在长影担任剧本编辑、文学部主任、艺术处处长、艺委会秘书长，同时兼任吉林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与许多老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些工作与实践，使我得以系统梳理“满映”、东影与新中国电影体制之间的历史关联。这为我完成《长影往事三部曲》奠定了坚实的史料与实践基础。
重新回望中国电影史，并不只是为了纪念而纪念，更是为了重新确认电影在中国现代文化结构中的生成路径。
新中国电影，是在战争、革命与制度重构等高度压缩、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并非在稳定的工业体系中自然生长，而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历史环境中，由电影开拓者们拼搏抗争、逐渐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如此，长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亮点。
我之所以将三部曲时间范围限定在1945年至1955年，是因为这是长影历史中最动荡、也最能考验人的10年。
这是我党从无到有创建第一个电影基地的10年；是在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东影面临生死存亡、艰苦创业的10年；也是东影实行军管、紧急北撤，在兴山重新起步，并迅速创造第一个辉煌的10年。这10年，不仅有进步电影人同原“满映”反动分子的斗争，也有跟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持续抗争，这并非两段割裂的历史，而是一场前后相承的斗争过程。从东影的“建立”，到被迫“北撤”，再到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重新“创业”，这条历史脉络，是新中国电影完成“从生存到建制”转变的关键时期，构成了共和国电影事业真正的“源头活水”。
因此，《长影往事三部曲》所书写的，并不仅是某一家电影厂的厂史，而是通过长影这一具体而独特的样本，呈现中国电影从战时体制向新中国电影体制转型的真实过程。
这段历史，几乎被时间掩埋，却深刻塑造了中国电影人的精神品格，影响着中国电影血脉的传承。补写这一段历史空白，是长期在长影工作的电影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这段历史的诸多细节、鲜活的面孔、惊心动魄的抉择，正随着亲历者的老去而逐渐模糊。如果不能在记忆尚存之时将它们记录下来，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很可能会永久消逝。
我曾前往鹤岗市，也就是兴山采访。最终只找到几张东影照片电子版，东影原址仅留存几块黑色大理石石碑。我向当地人询问，许多人不知道这里曾经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地。
正因如此，我写《长影往事三部曲》，更是为了抢救一段行将模糊的创业史诗，让人们记住东影的辉煌时光。我们既需要《新中国电影摇篮》那样厚重的正史，也需要《长影的故事》《长影往事三部曲》这样具象而有温度的纪实作为补充，让正史中的事件和姓名重新变得鲜活。
因此，于我而言，这次写作不仅是一项任务，更是一份承载着时间意义的责任。从更深层面来看，这是一种对中国电影“精神丰碑”的凝望——既是向新中国电影开拓者的致敬，也是对电影文化源头的回望。
只有真正理解东影这10年的历史，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电影从何处出发，最初的理想、信念与初心是什么。我所试图探寻的，是那支撑起无数经典作品的“东影魂”——一种由理想、勇气、才华与奉献精神共同构成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对今天乃至未来的电影创作，仍具有现实而持久的激励意义。
2025年，是长影建厂8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我重新审视了“满映”这一问题。
伪满洲国建立不久，日本关东军便着手策划建立电影机构，并在1937年动工修建。“满映”第二任理事长甘粕正彦，直接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曾任伪满洲国警察厅第一任厅长。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日本建立伪满洲国是军事侵略，而建立电影厂，则是其实施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妄图用武力控制中国人民的肉体，以影像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用文化配合战争。
但遗憾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中，知道伪满洲国、了解“满映”的人已经寥寥无几，甚至连东影这一名称，也逐渐淡出公共记忆。正因如此，我认为对“满映”的书写，不只是学术需求，更是历史责任。关于“满映”的系统研究本就不多，如果这些即将消失的史实无人记录，它们很可能会彻底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书写这段历史，只是为了永不忘却，为了更清醒、更坚定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