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价值坐标与行动遵循，关乎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反复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期又在多次重要讲话中特别加以强调并作出重要指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承载着数千年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其中蕴含的为政之道、民本之思、实干之要，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滋养。新征程上，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民本思想、实干精神、格局境界、辩证思维融入政绩创造的全过程，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厚植民本思想，明确“为谁创造政绩”的价值指向。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古代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更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清晰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从《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古训，到《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论断，再到《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先贤们始终将人民置于为政的核心位置，深刻揭示了“政得其民”的执政规律。唐太宗李世民“天地之大，黎元为本”的理念，郑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更将民本思想融入具体施政实践，彰显出“为民造福”的政绩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正是对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曾经的正定古城古建筑年久失修，城墙砖被随意拆用，初到正定的习近平同志深感痛心，指出“我们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推动开展文物普查、修复古寺古碑、健全保护制度，既回应了群众对文化根脉的期盼，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生动践行了“既是对祖先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的为民担当。实践证明，政绩的价值不在于表面的光鲜，而在于是否顺应民心、惠及民生，只有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责任清单”，才能让政绩真正经得起人民的检验。

弘扬实干精神，把握“如何创造政绩”的实践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推崇实干、反对空谈。《荀子·修身》中“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深刻阐明了实干是成就事业的根本途径，没有脚踏实地的行动，再美好的蓝图也只是空中楼阁；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的论述，提醒为官者要筑牢思想根基，才能以正确的行动创造实在政绩；《尚书·说命中》“非知之难，行之惟艰”的慨叹，则凸显了“行”在政绩创造中的核心作用，强调知行合一、躬身实践的重要性。实干的政绩，从来都是一砖一瓦的积累、一代一代的传承，而非急功近利的“速成之作”。正确的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既要干当下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干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的好事。要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以真抓实干求实效。

提升格局境界，涵养“政绩如何评价”的历史眼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格局境界的修炼，强调为政者要有宏阔的胸襟和长远的眼光。老子《道德经》“功成而不居”的思想，并非消极怠政，而是强调不贪功、不恋名，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这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文化源头；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彰显了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担当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引导为官者跳出个人私利，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格局创造政绩。政绩的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需要“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韧劲。广大党员干部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涵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既要做让老百姓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铺路的好事，以接续奋斗的姿态，推动各项事业长远发展，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

运用辩证思维，掌握“政绩如何创造”的科学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智慧。《孙子兵法》“谋定而后动”的战略思维，提醒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必须具备全局眼光，善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摒弃本位主义；《尚书·毕命》“政贵有恒”的古训，强调为官为政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反对随意另搞一套，与“稳中求进”的治国理政思维高度契合；《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则蕴含着尊重客观规律、顺应时势的智慧，启示我们创造政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能盲目蛮干。实事求是，既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创造政绩的根本方法。创造政绩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既反对不作为、慢作为，也反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听真话、察真情，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锤炼实干作风，实现主观努力与客观规律的有机统一，让政绩创造始终沿着科学轨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