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阐明了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人民立场。纵观中华文明史，以民为本的价值立场、富民厚生的民生情怀等思想文化传承为“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提供了丰厚的价值依据与思想内核。深入挖掘和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不仅有助于党员干部从历史智慧中汲取营养、增强文化自信，更有助于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具体行动，在新征程上交出人民满意、历史认可的时代答卷。

“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立场，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视作国家社稷的根基所在。“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这些论断都在阐述“人民”乃治国安邦之根本的价值理念。同时，传统文化还主张“民贵君轻”，把人民的价值排序置于君主之上，“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的表述也持同一观点。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倡导“与民同乐”，强调治理者要与人民保持情感共鸣和甘苦与共，例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表达，强调欲成王道大业须以百姓之乐为乐，与人民休戚与共。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人民至上”价值立场与传统文化中的上述思想高度契合、一脉相承，清晰展现了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民本逻辑。

“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坚持“发展依靠人民”的实践路径，与传统文化中的同心聚力思想一理相通。人民是治国理政之根本，政绩的创造和取得离不开民心的凝聚、民智的汇合与民力的积聚。其要点首先在于“顺民心”，把民之所向、民之所愿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些表述强调的就是顺应民心、理解民意。其次在于“聚民智”，善于体察民情，汇聚人民智慧用以治理国家。《左传》记载了子产善待民言民意的真知灼见：“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其所言意在强调将民众的认可与否作为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礼记·坊记》则从施政方法上强调“上酌民言，则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认为为政者应听取民众意见，根据民意施行政令。另外，还在于“积民力”，使政令举措能够依赖人民力量得以贯彻执行。《淮南子·主术训》有言，“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强调汇聚民众力量智慧必将无往而不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必须依靠人民力量才能推进，共产党人功业政绩的实现同样需立足人民、激发人民力量。

“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民生情怀，与传统文化中的富民厚生思想一体相续。只有心中装着人民，将为民情怀转化为惠利人民的具体行动，方能真正造福于民。一方面，为民造福必须先“富民”，让百姓切实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写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将“富民”作为治国安邦的前提和基础；孔子视百姓丰衣足食为国家安定的重要条件，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把“足食”作为判断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为民造福必须贯彻“富而后教”，着力提升百姓思想道德境界。《论语·子路》篇记载了孔子关于由“庶”而“富”，由“富”而“教”的层层递进社会治理逻辑，体现了儒家关于物质富足与道德进步协调发展的思想。《尚书·大禹谟》也把“正德”作为善政之“六府三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为政者要让百姓涵养道德，引领百姓走正道。此外，为民造福必须施“九惠”之策，对弱势群体给予政策保障和实际照顾。“九惠”之策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和接绝，这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救助制度设计思路异曲同工。《礼记·礼运》也将“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关注弱势群体理念纳入大同社会的理想愿景。从“富民”到“正德”再到“九惠”之策，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民厚生思想的丰富内涵，为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树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