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下，父亲将四张新编的炕席分别卷成四个席筒，两筒一组绑在大扁担的两头。然后他戴上棉帽子和手闷子，来到大扁担前弯下腰，肩膀用力一挺，“嘎吱”一声挑起担子上路了。这时，母亲拉开房门，一股寒气直逼进来……我看了一眼地桌上的闹钟，时间还不到凌晨两点。

父亲赶集走得这么早，是奔往30里外的刘家店。本来附近就有个集市，但编席子的人家多，价格也就低，在刘家店那里，一张炕席可多卖两三元钱。

我爬出温暖的被窝儿，趴在寒冷如冰的窗台上，将窗花吻化一小块儿，可窗外什么也看不清。此时，父亲正挑着重担，行走在这寒冷漆黑的冬夜里……“嘎吱、嘎吱”的扁担声渐行渐弱，直至消失。母亲收起桌子上父亲刚刚用过的碗筷，盆子里还剩了几个苞米面饼子。中午，父亲将在集市上就着寒风，嚼着他揣在怀里的硬饼子，而且连口水都没有。要等到把席子卖上好价，他才能抱着扁担往回赶。

每年从初冬到第二年入夏，父亲用不上十天半月，就要起大早赶一趟刘家店的集市。那时的冬天比现在还要冷，夜里常常低于零下30℃，父亲卖席子回来，都是上灯以后了。有一天，天黑了很久父亲还没回来，我急切地守在村口，等待着父亲，冷了就跺跺脚。乡下的夜晚异常宁静，可以听到几里以外的狗叫声。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多，才远远地传来积雪上“吱嘎、吱嘎”的脚步声。尽管无法看到远处的人影，但我还是冲着黑夜喊了一声“爸——！”这时，传来父亲的咳嗽声，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我问父亲，怎么回来这么晚。父亲平淡地说，从集市上往回走时天就黑了，结果迷了路，经一路打听才摸索回来。

父亲小时候体弱多病，12岁才上学，后来考上了初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当地村小教学。由于工作出色，思想上进，不久便担任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原本前途无量的父亲，受到嫉贤妒能的人排挤，一气之下便回乡务农了。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家里除了父母，还有年迈的奶奶、上中学的老姑和两个未上学的姐姐，家庭生活的担子很重。父亲在生产队挣的工分，还不够领取全家人一年的口粮，每年都要欠下一笔口粮钱。父母只能靠编席子，在下一年还上欠债。

父亲属于半路学农活，做起来不熟练。春天刨茬子、夏天铲地、秋天割地……做这些农田里的活计，常常被甩在后边。小时候，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心里特别难受。父亲则闷头劳作，别的社员到地头歇气时，父亲才慢慢地赶上来，但他却没有了喘息的时间。

当队长的四姥爷尽可能地安排一些零活给父亲，比如铡草、纺经子、打绳子、开会读报纸、帮会计核对账目、写公约标语什么的。尤其，上边要求各生产队汇报典型材料，队长就去地里把父亲喊回来，让他在家里写稿子。父亲是个乐观幽默的人，时而一句话，就让周围的人忍俊不禁。谁家遇有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去做“账房先生”，经他手记过的礼账，从没出过差错。每逢春节，我家特别热闹，来求父亲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

冬季夜晚的煤油灯下，母亲坐在席案子上编席子，父亲则坐在一旁破秫秸。破出来好大一堆后用石磙子碾压，用温水滋润，这样才能刮出编席子的席条。漫漫长夜里，只有那盏萤豆般闪亮的煤油灯，陪伴我任劳任怨的父母。后来，我曾统计过，那些年父母编过的炕席如果连接起来，可以从家乡的小泥屋，一直铺到几十里外我所工作的办公大楼。

当我和两个姐姐长大一些时，完全可以辍学务农挣工分了，不但用不着父母那么辛苦，还可以成为当地的富裕户。然而，父亲却始终认为知识是有用的，要求我们不但不能辍学务农，而且一定要把书念好，把高中读完。

1979年，父亲重新回到单位，并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姐弟三人也先后考取了正式的工作岗位。这时，我才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周围的人也无不叹服父亲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