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随父母搬过一次家。搬去那个叫作太平的村庄，那里住着我的三姨奶、三姨爷夫妇。

我记得搬家是在早春时节，那天早上天空突然飘起雪来，春风刺骨。

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到了镇上后，换乘拖拉机。那天真的是太冷了，拖拉机也特别颠簸，我甚至觉得拖拉机震耳欲聋的响声都是冷冰冰的，柴油的味道直往胃里钻，我吐得死去活来，哇哇大哭。

搬家的路途很遥远，哭累了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全身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我探着头四处张望，才发现已经不在拖拉机上了，而是在三姨爷的牛车上。赶车的是父亲，前面并排坐着的是三姨爷和三姨奶，我蜷缩在母亲的腿边，母亲怀里抱着熟睡的妹妹。

三姨奶见我醒了，就把我抱在了她的怀里。她的怀里软软的，很温暖。路边是一片片稻田，远处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灯光了。三姨奶慈祥地笑着，她紧紧地抱着我，轻轻地悠晃起来，还唱着歌。我记得那首歌有一句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实际上，那晚并没有月亮。

后来，父母便在太平村安顿下来。因村子里被小河隔开，便有了河东河西之分，我家住在河东。河东离山近，站在院子里就能看清山上的一切，尤其是一望无际的大豆田。因为年龄小的缘故，总觉得大豆长得太高，钻进大豆地里，叶片正好挡住视线，于是我就猫着腰在大豆地里穿梭，撞见开得正盛的大豆花，总忍不住伸手去摘，而且经常连豆茎一起折下来，扛在肩上拖回家。母亲见到总是责怪我，可孩童的世界是无知无畏的，我并不知道庄稼对于农民来说有多金贵，只知道花朵好看便义无反顾地尽收囊中。

因为折豆花，我不止一次被父母教训，可每每见到紫色白色的豆花，仿佛尚未收拢翅膀的彩蝶，停落在豆茎上，便总想把它们捉住。我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豆花看，看着看着耳边似乎就响起了柔美的音乐，大豆花便轻轻踮起脚尖，转起灵动的小纱裙，轻盈的臂膀高高举过头顶，纤纤玉手攀缘着豆茎，跳起芭蕾舞来。热烈的夏风从豆叶上滚过，“唰唰唰”地把豆叶翻遍，豆花的舞蹈便从眼前跃到山岗的尽头，直达天边。然后再跳跃着从大地与天空的边际追逐回来。鼻腔里灌满了大豆花淡淡的芳香，随后蝴蝶真的就飞来了，同豆花一起在田野里飞舞……

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被忽略的细节，比如经常在我一觉醒来，豆花便不知所踪，形如新生的指甲般淡黄色的豆荚，悄悄地取代了豆花，继续幻化生命中另一种风景和使命。豆荚生长的速度特别快，在它们喧宾夺主地赶走了豆花以后，必须要尽快进入主场的角色。初生的豆荚最初是扁平的，周身布满淡绿色的茸毛，随着豆粒在豆荚内部渐渐饱满，茸毛就会和豆荚形成统一的颜色。

北方的天气进入伏天后常多雨，总有一些青苗在伏雨的冲击下体力不支，先倒下的那部分大豆叶茎几乎连根拔起，再无生还迹象。每到这时候，母亲便把它们拾回来，把尚未成熟的豆荚摘下来，经过清洗后的豆荚，露出了生命最初的色彩。通常，母亲都会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烧上一锅水后把青黄豆放进锅中，然后在锅内的水里放入食用盐、花椒粒、八角、姜片等作料，火红的木柈火在锅底烧得噼啪响，香气四溢的毛豆味道在院子里弥漫开来。

秋季里，经过几场秋霜的点缀，大豆便在一夜之间抖掉披在豆梗上一个夏季的蓑衣。秋天的大豆在秋风萧瑟的大地上，褐色的主干被抽走所有的生机，直至周身的养分全部被寒霜耗尽沦为黑色，它们看起来更加冷了。此时的大豆是非常脆弱的，哪怕一只麻雀、一只松鼠有意或是无意地撞击它一下，它便把唯一能够站立的权利交托于大地。在它倒下的一刹那，哗啦啦的豆粒儿从豆荚里一涌而出，像颗颗散落的珍珠一般，追随整棵豆茎，归于大地，归于生命的来处。

三姨爷姓高，村子里的晚辈基本都称他为“三姨夫”。这个称呼成了三姨爷在这个村子里特定的称谓，只要提起三姨爷，村子里的人就会对三姨爷做豆腐的绝技赞不绝口。他在这个村子住了一辈子，种了一辈子黄豆，也做了一辈子豆腐。

我在太平村只住了11个月，就和父母搬回我们现在扎根的村子。父母临走时，三姨奶步履蹒跚地赶来，双手捧着的笸箩里面，装满了糖水黄豆，淡淡的甜香在三姨奶的怀里散发着最后一缕余温。

每每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我总会想起三姨奶唱的那首歌：“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