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则公众号信息：长春市少年宫邀您共忆童年。这令我回想起珍藏多年的一枚徽章。在纯白色与浅绿色相间的背景上，有一个倒置的三角形图案，图案中那耀眼的红色仿佛象征着少先队员佩戴的红领巾，三角形图案的旁边印有一行“长春市少年宫”的金色小字。简单的图形、明快的色调，透射出少年时那无尽的灿烂阳光。

1980年，我在东北师大附中上初中二年级。初春时节，正值午休时间，班主任付芷英老师来到我的书桌前，轻声地对我说：“学校推荐你去少年宫学习摄影，你愿意吗?”这句问话让我感到幸运来得如此突然，在寂静的教室里，顿觉春风拂面，内心兴奋不已。

去少年宫学习艺术，是我童年时的梦想。在长春市人民广场小学上学时，美术老师就曾推荐我去少年宫美术班。在1978年新学期开始时，正赶上备战第二年的初中考试。这次考试是全国恢复考试制度后第二次全市初中统考，因此也就错过了与少年宫的初次缘分。时隔两年，再次获得机会进入少年宫学习，自然是心向往之。

第一次见到少年宫摄影班的杨老师，便被他满头的卷发所吸引，当时觉得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气质。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杨老师不厌其烦地讲解了照相机的基本原理以及构图、曝光和照片冲洗等知识。每周三下午奔向少年宫去上杨老师的摄影课，成了我少年时的一件乐事。

在课余只要有时间，我便骑着自行车从师大附中到大马路的东风照相馆，透过橱窗，观看陈列的各种照相机。东方牌相机、海鸥120、珠江单反和一些日本进口相机吸引着我的目光，一个痴迷的我在此流连驻足。当时，按照家长的经济收入来讲，买一部相机，只做家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初涉摄影的少年常常望“窗”兴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骑着单车从长春南到长春北的多次往返。

经过了两个月的摄影基础理论学习，我进入了实践操作阶段。当年，少年宫为学生提供的相机并不多，我从母亲单位借用了一台海鸥单反相机来参加作业拍摄。少年宫的旁边便是儿童公园，这为我们的拍照提供了绝佳环境。公园内有1964年架设的石桥，有蜿蜒的湖水，有坡上错落有致的假山和高高耸立的凉亭，在夏日里，这一番水彩画般的景致，为拍摄取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有选择地按下了快门。

一个下午的时间，三十几次快门的揿动。每一次揿动都令我十分珍惜。在那个物质还不够丰富的年代，每一卷黑白胶片都来之不易。接下来就是冲洗底片、放大成像。在暗房里，同学们细心地操作着，十分兴奋地等待着显影、定影的结果。神奇的光影在药水的作用下，化无形为有形，少年时，由自己拍摄成像的首张照片终于呈现在眼前。

接下来老师对大家的作业进行了点评。我的底片有些跑光，但还是能看出景物呈现的模样，杨老师鼓励我说：“可能是相机好久没用，没有检修的原因造成的。”又经过了几次理论和实践的培训后，我们结束了半年摄影班的学习。父母看到我对摄影的着迷，便为我购买了简易的冲洗、放大设备。在初中即将毕业时，我和另一位爱好摄影的同学开始为同班同学洗印证件照片。被窝成了暗袋，拉上窗帘，挂上毛毯，卧室便成了临时暗房。

少年宫摄影班的学习虽然都是课余时间，但是令我对摄影产生了浓浓的兴趣，一粒爱好的小小种子开始植根于“匆匆那年”。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半年的少年宫经历会影响到以后的职业选择。

临近高考，面临大学的志愿填报。在吉林大学读书的姐姐从校图书馆借出了一本《全国高校介绍》的图书。我无意间翻到了有关“北京广播学院”的介绍，有一个电视摄影专业引起我的注意。当时，电视里正在播出朝鲜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无名英雄》，里面的男主人公就是一名摄影记者。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东北师大附中的图书室，寻找“广院”的招生信息。在满屋悬挂的各个高校简章里，终于找到了“广院”的身影。电视新闻专业（原电视摄影专业）便成了我高考的第一志愿。

在“广院”读大一的下学期，我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单反相机——理光5，开始了系统的专业学习。如今，北京广播学院早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专业与电视摄影专业从合并到分离也已成为往事，而我却始终没有离开电视节目拍摄这一行当。

更加幸运的是，2017年，我们在海南拍摄系列纪录片《回家过年》时，在当地人称“长春楼”的走廊里，巧遇少年宫的杨老师。他已经退休，来到海南休养，仍然保留着那充满艺术气质的卷发。在三亚，再度与人生的引路人相逢，使我倍感欣慰。

四十余年走过，少年宫那短暂的学习经历让我与摄影结缘，日后，那些最初学习的摄影知识也曾在纪录片创作中助我一臂之力。时光易逝，对于摄影的爱好却经年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