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冬，我在吉林市郊区的老房子里第一次摸到《吉林日报》。那时我刚上初中，父亲在县印刷厂当校对员，总把当天的报纸裹在蓝布包袱里带回家。报纸边角沾着油墨香，头版标题“长白山下备耕忙”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作为老报人的习惯，像守护自己写的诗。

那时的我总觉得报纸是“大人的世界”。直到某个飘雪的傍晚，我在教室后窗看到王老师蹲在操场边，就着路灯读报。她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飞，手指冻得通红，却像捧着什么宝贝。我凑过去，见她在读《吉林日报》副刊的一首诗，题目叫《致雪乡的邮差》。“你看这句‘脚印是大地的标点’”她转头对我笑，“是不是比课本里的修辞更动人”？那天回家，我翻出作文本，第一次试着写：“妈妈的手像老报纸的纸页，揉过皱纹，却藏着热乎的玉米饼香。”后来这篇短文竟登在《吉林日报》“校园风”栏目，编辑还写了编后：“少年的眼睛，最能看见生活的诗行。”我捧着报纸跑去找王老师，她用红笔在复印件上画了满篇波浪线：“你看，报纸就是把普通人的光，叠成星星。”

第二次深刻的相遇发生在2012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吉林，成了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那年春天，我跟着农业科技特派团去蛟河山区采访，在松江镇永丰村，72岁的李大爷攥着我的笔记本掉眼泪：“姑娘，我家那三亩地，种玉米总涝，种大豆又招虫，报纸上说的‘秸秆还田+轮作’到底管不管用？”我翻遍背包里的《吉林日报》，找到半年前刊登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在吉林》系列报道，指着上面农民老周的采访记录：“您看，他跟您一样的地，去年亩产还多了两成。”那天傍晚，我们蹲在田埂上等农技员，李大爷突然说：“我信报纸，就像信后山的红松——根扎得深，风刮不垮。”后来这篇报道推动了全县20个村的耕作方式改革，秋收时我再去看李大爷，他举着金黄的玉米棒说：“姑娘，你帮我把报纸上的字，变成了地里的粮。”

第三次相遇来得更温暖。2020年疫情最紧张时，我在社区做志愿者，每天凌晨5点去物资点搬菜，总能看见单元楼里的张奶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台上读《吉林日报》。她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女儿在医院抗疫，老伴儿刚做完手术。有天，我把当天的报纸给她送去，她指着头版上的照片说：“你看这护士姑娘，跟我闺女穿得一样白。”又翻到社区专版，“这里写的‘敲门行动’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娃娃”。那天之后，我开始在《吉林日报》客户端写“战疫日记”，记录物资配送时的暖心小事、邻居间互相送菜的温情。有位读者留言：“看这些文字，像冬天里喝了碗热粥——原来我们都在好好活着。”后来社区给我颁了“最美志愿者”证书，奖状旁边压着张奶奶剪的窗花，她说，“这是照着报纸上的剪纸教程学的，配你写的那些暖心事儿”。

今年春天整理旧物，我翻出压在箱底的剪报本。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报纸是时间的容器，装着每个时代的呼吸”。从铅字到云端，从4开小报到全媒体矩阵，《吉林日报》像一棵根系深广的老树，春天抽新芽，秋天结硕果，每一片叶子都映着普通人的故事。

毕竟，每个认真活着的人，都是时代的执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