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38岁的姥爷在吉林省前郭县王府屯去世，撇下了4个孩子：大舅、二舅、大姨和我妈。妈妈当年才4岁。

妈妈5岁那年，随姥姥改嫁到赵家。赵家是大户人家，姥爷是供销社采买员，还供妈妈上了小学初中。妈妈14岁的时候，搭卖高粱秸的马车上街，马受惊翻了车，妈妈被砸到车下。那时的妈妈年龄小也没在意是否受伤，也正赶上姥姥因病去世（姥姥走时还不到50岁），妈妈被砸伤的事很快就被家人忘在了脑后。寄人篱下的日子，妈妈的身体即便有怎样的不适也不敢声张，只能强忍伤痛，以泪洗面。

时间不久，妈妈受伤的部分患了骨结核。从14岁到16岁的两年时间里，从肋骨以下到髋骨以上，从脊柱到腹部，妈妈整个后背右下侧变成了黑洞。家里人看见妈妈有气无力，活命的希望不大了，就把妈妈抬着放到园子里的柴草垛边上，搭个窝棚，有人想起来，就给送点吃的，打算让她自生自灭了。

也许是苍天有眼，妈妈命不该绝。两年时间在生死线上徘徊，一粒药没吃，一针没打，就是靠自身免疫力战胜结核病菌的妈妈，伤口竟然奇迹般地愈合了。当妈妈自己从窝棚里站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

妈妈的后腰右侧至今还有一个深5厘米、直径20多厘米的大坑。我常想，就是钢筋拧成的妈妈、就是生铁铸造的妈妈，也禁不起这么深病痛的伤害啊！

后来，我问妈妈，妈妈淡淡一笑又无可奈何地说：“没有父母的孩子就是没有家，没有家的孩子就像一棵草。在柴草垛里，当我奄奄一息时，我每天向着太阳笑，疼痛难忍时就唱歌，唱给自己听，也唱给阳光听。”

每听到此，我都是情绪失控，可是刚强的妈妈却不以为然，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微笑。

妈妈婚后第3年有了我，谁知生我的时候却是难产。接生婆忙活了一天，孩子也没有生下来。万不得已，爸爸套上马车，把妈妈送到公社卫生院。医生说需要马上剖宫产，可是卫生院里没有会剖宫产手术的医生，也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室。如果去县医院，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下，一个接受过几天接生培训的男医生，硬着头皮担起了剖宫产手术。

把一个办公室腾出来，架上炉子，炉火尽量烧得旺些，为了减少灰尘感染，在地上泼上没脚的水，卸下床板当手术床，再接上几个200度的灯泡，手术就开始了。现在剖宫产手术只需要在肚皮上割开5厘米的口子，当时在妈妈的肚皮上却割开了38厘米的大口子，几乎占据了妈妈上半身的一半。妈妈疼得昏死过去，孩子也取了出来。

当时，医生征求家属意见，爸爸想要保住大人，妈妈想要保住孩子。结果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母子平安。每每谈及此事，妈妈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满足与欣慰，总是乐呵呵地说：“我用自己的命换来了你，值啊！”

这个叫孙乃儒的医生，成为我们母子的救命恩人，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找到他，没能当面谢谢他的救命之恩。

爸爸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妈妈就用刚强乐观支撑起大半个家。她每天披星戴月，骑车到几十里之外的林场栽树，每天能挣一块二角钱；春暖花开，就搭火车去白城子卖自己孵化的小鹅，每只鹅能赚二到四块钱；一年养两头猪，上交一头，自己杀一头，解决柴米油盐酱醋和日常零花。

在那个年代，妈妈在自家园子里种中草药、养乌鸡，偷着拿出去找老客户卖个好价钱。在空间有限的园子里，妈妈还种上黄菇娘、草莓，栽上樱桃、海棠、李子树，别人家小孩子走到我们家院墙外，经常要扒着墙头往院子里张望，一定也咽过不少口水。妈妈还在墙根下用塑料布蒙个蔬菜池子，餐桌上便增添了一茬又一茬的美味。

在妈妈勤劳智慧的操持下，家里还陆续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挂钟、黑白电视机，盖上了砖房。更主要的是供我们兄妹俩上学念书，从来没有因为交学费耽搁过。上世纪80年代，当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我家成为全大队唯一一户孩子全考上大学的家庭时，我妈妈脸上的皱纹都乐开了。

妈妈把满身的勤劳和智慧交给了这个家，把刚强乐观的基因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我。按理，妈妈一辈子受尽苦累，苦尽甘来才是常道。然而，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在我43岁春风得意的正当口，一场意外车祸却忽然降临在我身上……

一晃，我受伤已经16年了，妈妈就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了我16年。不知道妈妈看到她用生命换来的儿子躺在ICU里的时候，是怎样的痛不欲生，可当我出了ICU，看到的却是妈妈的笑脸。从不言弃的妈妈给了我战胜伤痛的勇气，永远挂着笑容的妈妈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力量。我知足、感恩、快乐地活着。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声：“妈妈，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