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庆贺、民俗等性质除外，以节日命名者不少都是需要重视的对象，比如儿童节、植树节、和平节等等。当这一类节日来临时所做的应景文章，往往都以提倡、呼吁和鼓励为宗旨，读书日也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古代，读书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节日，那时受教育机会不多，受教育的人也为数过少。在曾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学而优则仕。要想富贵，先得做官；要想做官，得凭科举；要想中举，唯有读书。对于读书的重视，自古一直是一种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弱化。

阅读点亮人生，知识改变命运。我国高考制度恢复头两年的1977年和1978年，憋了多年气、攒足浑身劲的有为青年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奔涌进入大学校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时间成为流行口号。笔者的博士同学谢谦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恢复高考前，在乡下当知识青年时，谢谦每天“带月荷锄归”，坚持挑灯夜读，在田间地头“汗滴禾下土”时，口袋里也偷偷装了英语字典，有空没空就掏出来背几个单词。后来他选择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却翻译了好几种国外学术专著，根底就是那时打下的。

从书籍里汲取知识，在学习中获取力量。40多年前，对于读书的渴求、学习的勤奋，用一位77级朋友的话说，是带着“仇恨”读书，把知识当成敌人，再难也要攻克。那时许多高校开设了“长明教室”，直到天亮灯灭，“老大不伤悲”的同学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小憩。他们不愿让同学看出自己过于用功，故意遮掩说，昨晚又看了一夜小说。殊不知，作为中文系的学生，看小说也算是一种用功。他们的才华不待工作以后，在大学期间就已横溢。笔者曾亲眼见识过他们跟老师在课间的走廊里唇枪舌战，双方都不客气，辩论难分伯仲，加之年龄相仿，着实分不清谁是师、谁是生。这个热烈的“局面”也算是阅读赋予的吧。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阅读永不过时。20世纪90年代，中国书籍的品种和数量尚无法满足众多求知欲极强的读者需求，西学著作的翻译本在那个年代良莠不齐地涌现出来，由于供不应求，加之出版速度慢，很多人加入译者队伍。中国传统读物更不用说，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基本古籍和各种各样的鉴赏辞典，如雨后春笋般与渴望知识的老中青读者见面了。

数十年一晃而过，如今的中国更非昔日所能比拟。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出版大国。但必须认识到，在图书品质、读者数量和读书质量上，我们距离出版强国还任重而道远。据说钱锺书参观一个图书馆，面对书架上如山如海的一排排图书，主人挑衅性地问他，听说您是无书不读的，这些书都读过吗？钱锺书看了看说道，十之八九都没有，我现在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值得花时间去读的书。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人答案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古代有一种迥然超乎尘俗的观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古人做学问是为了增加修养而因心会道，今人做学问是为了显摆自己。其实今人也不乏为己的学者。程千帆先生曾这样评价刘永济（字弘度）先生：“刘弘度先生一生对《庄子》下过很深功夫，但不写东西，只是诗词中时时表现出庄意。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以为读了书一定要让人知道吗？’这话说得多好啊。”程千帆先生觉得这话说得好，我们也觉得这话说得好。是的，读书为充实自己，无关乎他人。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笔者曾在一所大学见识过其图书馆的“奢华”：开阔明净的通体大窗，窗外碧绿的草坪和斑斓的花树；顶天垂地的绛红色帷幕，一按电钮就自动开关；厚实的雕花地毯，多少人同时走在上面也不会发出一点声响；天花板上吊着一排排如梦的水晶灯，照得四壁书柜中镶金边的精装书熠熠生辉。宽大的沙发旁落地灯聚光在读者手捧的书上，像极了一幅古典油画。像不像天堂不知道，但“图书馆是塑造灵魂的”却是共识。多投点钱在“灵魂”上面，值！

读书日到了，春光正好。信笔至此，忽然想起宋人邵雍说过：“天下言读书者不少，能读书者少。”赶紧搁笔，趁着读书日，在春光里，读书去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