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全程度，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节奏与质量成色。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人民群众思想观念、新兴领域治理诉求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唯有以创新思维破解治理难题，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才能进一步夯实“中国之治”根基，为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以强基为导向，打造基层矛盾预防化解长效机制。基层是国家治理的重心，是奠定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也是当前大多数矛盾纠纷的交汇地和直接发生地。强化社会治理效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一线，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助力及时发现问题，做到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建立健全网格化治理模式，探索打造“网格员+楼栋长+志愿者”的治理队伍，对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微纠纷”第一时间介入调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层实践，通过设立“矛盾调解室”，邀请法官、律师、党员担任专职调解员，运用“情理法”相结合的化解方式，构建科学的“受理—调解—反馈—回访”工作流程等，推动矛盾纠纷及时“消化”解决，让基层成为矛盾纠纷的“终点站”和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紧跟社会发展脚步，不断延伸社会治理触角。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使得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发生深刻变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随之出现和不断壮大，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拓展治理领域、创新体制机制，成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要立足新兴领域组织形态迭代快、网络化、去中心等特点，将治理触角延伸其中，针对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探索建立“政府监管+平台自治+行业自律”的协同治理机制；针对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创新党组织设置与服务模式，积极吸纳新兴领域从业者加入治理志愿者队伍，实现“服务”与“治理”的有机结合。全力打破传统治理条块分割的局限，构建“大治理”工作格局，健全党委领导下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成立社会治理议事协调机构，统筹政法、民政、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开展联合执法、联合处置。推动治理方式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将更多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至街道、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社保、医保、民政等业务，并将养老托育、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公共服务交由专业社会组织承接，不断拓展治理边界，让社会治理既能覆盖传统领域，又能应对新兴挑战。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打造网络化、系统化社会治理体系。网络化与系统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关键在于打破信息壁垒与部门界限，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协同高效”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网络化体系建设上，要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搭建一体化智慧治理平台，整合政务服务、社会治安、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各类数据资源，实现“一网统管”，大力推广社区管家、社会治理APP等智慧治理载体，让治理网络更精准、更高效。在系统化体系建设上，要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架构，纵向层面应进一步明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体的治理责任，建立“上级统筹、下级执行、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确保政策指令快速传达、落实到位。鼓励基层结合治理实际开展创新实践，形成上下联动、良性互动的局面。横向层面要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群众等多元主体融入治理体系，明确各自权责边界，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应急联动制度，把科技支撑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让治理工作更具有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从“碎片化”走向“一体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治理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稳定、高效的治理体系根基。